第109章 商稅改革(第2頁)

 這一系列政策，使得雲南一地“一年土產財賦，足供養兵之需”，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資支持。

 孫可望在雲南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令朱由榔深受啟發，不禁思考起即將推行的商業稅試點改革。

 當前大明的稅收體系混亂無序，特別是商業稅，其在國家總稅收中所佔的比重竟不足一成，這一現狀亟待整頓。

 回顧明朝初期，商業稅起步較低，實行的是寬鬆的“三十稅一”政策。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商業日益興旺，商業稅收的潛力逐漸顯現。朝廷在諸如河西務、臨清、九江等關鍵商業交通要道設立稅關，對過往商人徵收商稅，以期增加國庫收入。

 然而到了萬曆年間，商業稅的稅率不升反降，從“三十稅一”降至“六十稅一”，更對小規模商人實行免稅政策，年營業額在四十兩白銀以下的商販得以免稅。萬曆早期的商業稅收數據顯示，“鹽稅收入二百五十萬兩，茶稅十餘萬兩、市舶稅四萬兩、通過稅六十萬兩、營業稅二十萬兩，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對於一個人口過億的泱泱大國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

 萬曆之後，商業稅的徵收實際上已停滯許久。這既是因為朱元璋時期定下的“重農抑商”政策影響深遠，也與朝廷稅收政策的混亂不無關係。

 朱由榔心知，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制定新的商業稅政策。

 而孫可望在雲南的改革雖然僅僅涉及田稅，卻值得借鑑。

 “陛下所定商業之許可證，商賈欲行商，必先至商業局登記，依其季報，繳納商稅。今有三慮：一者，是否按其行業規模，定不同稅率；二者，如何辨其季報真偽；三者，對虛報者，如何懲處。”龔彝說道，這些天他也召集戶部諸官員商議商業稅之事，這三項是他認為影響稅收政策執行的主要因素。

 龔彝所說的三點，朱由榔一聽便明白，不過如制定稅率需要仔細思考，這又涉及到各行業特性的問題。

 朱由榔對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為生活之調劑，可稍增稅率；而糧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稅。”

 朱由榔建議將商業稅分為四檔。

 奢侈品類，如酒、茶、珠寶、金銀、礦產，定“五稅一”；一般消費品類，如衣物、傢俱、工藝品，定“十稅一”；服務類行業，如運輸、餐飲、住宿等，定“二十稅一”；基本消費品類，如糧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稅一”。另外，對年營業收入不足一百二十兩者，先收後補，減免稅賦，以助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