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隋(第2頁)
古揚州地
江都、鍾離、淮南、弋陽、蘄春、廬江、同安、歷陽、丹陽、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新安、東陽，永嘉、建安、遂安、鄱陽、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豫章、南海、龍川、義安、高涼、信安、永熙、蒼梧、始安、永平、鬱林、合浦、珠崖、甯越、交趾、九真、日南、比景、海陰、林邑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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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參見：五省六曹制、隋朝官制
隋文帝即位後，廢除北周附會《周禮》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職官制度：“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監，左右衛、左右武衛等府” [56]，以強化中央集權和恢復漢族王朝官制的傳統。
三省六部制
隋朝的中央官制為“五省六曹制”，五省包括內史省、門下省、尚書省、秘書省和內侍省。其中秘書省掌書籍曆法,內侍省則是專門的宦官機構，兩省較少涉及國家政務；實際的中央行政機關為內史、門下、尚書三省。尚書省下設吏、度、支、禮、兵、都官、工六曹。唐朝仿此而設立三省六部制。 [183]
三師、三公雖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實際上只是榮譽。隋代尚書省的地位很高，《隋書·百官志》說“尚書省，事無不總”，反映了它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地位與權力。 [174]
隋煬帝圍繞封爵勳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勢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來實施的“關中本位政策”，通過限制、削弱關隴集團的勢力和影響，以整飭吏政，加強了中央集權，擴大了統治的社會基礎。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盡成熟及過急的推進，未能與建立民生順遂、團結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結合起來，最終爆發嚴重的統治危機。 [58]
科舉
南北朝時期為了選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舉明經”等科舉制度，但是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繼續實施。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大業二年（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 [59]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級，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科舉制度順應了歷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的要求，緩和了他們和朝廷的矛盾，使他們忠心擁戴中央，有利於選拔人才，增強政治效率，對中央集權的鞏固起了積極的作用。 [59]
法律
北周律法有時松，有時嚴，不好掌握，導致刑罰混亂。隋文帝即位後，於開皇元年（581）命高熲等人參考北齊、北周等舊律，制定法律。開皇三年（583年），又讓蘇威等人加以修訂，完成了《開皇律》。《開皇律》以北齊《河清律》為底本、參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簡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優點而成。史稱“刑網簡要，疏而不失” [60]，規定對十惡者要嚴懲不貸。《開皇律》分十二卷，500條，刑罰分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種二十等。廢除了鞭刑、梟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後各代法典的基礎。 [61]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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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隋朝軍制、府兵制
部隊建制
軍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諸衛，統率軍府宿衛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時的十二大將軍制，設置司衛、司武官，統率府兵宿衛宮禁；又有武侯府統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設置中央管理機關為十二衛，此即十六衛的前身。十二衛分為左右翊衛、左右驍騎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候衛和左右御衛。十二衛負責戍衛與征戰，戍衛分為內衛與外衛。有戰事時，皇帝詔命行軍元帥或行軍總管為戰時指揮官，組成作戰組織。例如隋滅陳之戰因為戰區較大，行軍元帥有隋煬帝、楊俊及楊素，由隋煬帝統一調度。
隋朝軍服復原圖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將十二衛擴充成衛統府的制度，這是為了擴張軍事力量、加強中央侍衛力量以及分散諸將權力 [111]。衛統府有十二衛四府，合稱十六衛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分別為：左右備身府和左右監門府。十二衛負責統領府兵與宿衛京城；四府不統府兵，左右備身府負責侍衛皇帝；左右監門府分掌宮殿門禁。十二衛率領外軍，屬於左右翊衛的驍騎衛軍、左右驍衛的豹騎軍、左右武衛的熊渠軍、左右屯衛的羽林軍、左右御衛的射聲軍和屬左右候衛的佽飛軍。左右翊衛兼領內軍。內軍指左右翊衛的親、勳、翊三衛統轄的五軍府和另屬東宮的三衛三府之兵，均由達官子弟擔任 [112]。
隋文帝對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將北周官職品級制度和文臣武將都納入同一個等級系統內。開皇十年（590年）頒佈關於將軍戶編入民戶的命令，軍人除了自己本身軍籍，還可以同家屬列入當地戶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調，並按規定輪番到京城宿衛，或執行其它任務。這個命令減輕中央朝廷經濟負擔，並且使軍人能夠和家屬同住，也擴大朝廷兵源，堪稱兵農合一。 [113]
軍事區域
隋文帝將全國各地區劃劃分為若干軍事區域，設總管負責該地區軍事，平時備邊防患，戰時奉命出征。總管下設總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總管：晉王楊廣鎮幷州、秦王楊俊鎮揚州、蜀王楊秀鎮益州、韋世康鎮荊州。隋朝共設有三十至五十多個總管，以長安為中心分為東西南北四大軍區，駐守天下諸州以抵禦外患。並且以北部邊疆地區為重點，鎮守要害。軍區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禦突厥汗國；東北七府，防禦突厥汗國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衛畿輔，扼守江源；東南九府，守南方形勝險固之地；另有防禦吐谷渾的疊州，鎮爨族之南寧；之後又增加遂、瀘二府以防備當時的西南各部落。後來唐朝也繼承這種做法，並且發展成“道”的軍區或監察。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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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參見：租庸調製、均田制
領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頓戶籍。實行了“大索貌閱法”要求官吏經常檢查人口，根據相貌來檢查戶口，使編戶大增。和實行“輸籍定樣”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戶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稅。
設置糧倉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存儲糧食皆在百萬石以上。唐朝初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說：“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 今未盡。”隋朝已滅亡了20年，隋文帝已經死了33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1969年，在洛陽出土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還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穀子50萬斤。由此可見的隋朝的富裕與強盛。 [156]
手工業
紡織業
隋代獸紋鑄字銅鏡
隋朝倉儲布帛動輒數千萬匹，說明當時紡織業是相當發達的。何北、山東歷來是紡織業中心。北齊曾在定州（河北定縣）設置綢綾局。相州的絲織品“雕刻之工，特雲精妙，士女被服，鹹以奢麗相高”。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紋布，隋文帝看了覺得太精緻了，命焚之於朝堂，表示不提倡生產這類細綾。而青州（山東青州）自古就有“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之稱。隋代四川的織錦業，仍保持著全國先進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麻布的紡織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 [162]
瓷器業
隋代是中國瓷器生產技術的重要發展階段。其突出的表現是，在河南安陽、陝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質堅硬，色澤晶瑩，造型生動美觀，這是中國較早出現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產則更廣泛，在河北、河南、陝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並發現了多處隋代窯址，江南為手工業發達地區。隋朝瓷器的發展也帶動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隋代青瓷的燒造技術有了進一步提高，選料比較精細，捏練技術有所改進，使瓷土得到較好溶解，膠體物質增加，胎體較薄，燒造過程中變形和損壞率有所降低。安陽出土的開皇十四年（594年）張盛墓和仁壽三年（603年）卜仁慕中，有許多生活用具、俑群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燒造的，代表了當時青瓷的發展水平。白瓷的燒造技術在隋代也有突出的進步。隋代工匠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掌握了提煉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鐵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燒造出色調比較穩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業四年（608年）李靜訓墓、大業六年姬威墓以及張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這批白瓷，胎質堅硬，色澤晶瑩，造型生動美觀。 [162]
造船業
楊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戰船，船上有五層樓，高百餘尺，左右前後設置六個拍竿，高50尺，可以拍擊敵船。煬帝遊江都時所乘的船，種類很多，有龍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龍舟製作最精，高 45 尺，闊 50 尺，長 200 尺；船身分為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和東西朝堂，中間兩層有 120 個房間。這些船都“飾以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可見製作技術是很高的。 [162]
商業
貨幣
隋五銖錢幣
南、北兩朝，錢幣輕重極為紊亂。南陳有五銖、六銖、鵝眼等錢，嶺南諸州用鹽米布交易，都不用錢。北齊有常平五銖錢，製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鑄錢，種類繁雜。北周有永通萬國、五行大布、五銖三種錢幣，與齊舊錢雜用。河西諸郡也用西域金銀錢，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鑄錢，朝廷法定的錢幣只算是各種錢幣中的一種。隋文帝即位，力求錢幣統一，新鑄一種五銖錢，各市都置樣錢，不合樣的錢不許入市，世稱“隋五銖”。前朝舊錢一律廢除。585年，新五銖錢通行全國，百姓稱便。滅陳以後，陸續在揚州（治江都，江蘇揚州）立五爐，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漢市）立十爐，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爐，依定樣鑄錢。隋文帝刑法嚴厲，不許私鑄錢流行，基本上保持錢幣的統一。隋煬帝時，私鑄錢又盛行，一千錢只重二斤，後來只重一斤，甚至翦鐵片、裁皮革、糊紙錢混入銅錢中使用。錢賤物貴，幣制大亂，一直亂到亡國。 [176]
城鎮
商業的繁榮由於政治上的統一，全國市場擴大，特別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貿易也出現了繁榮景象。東西兩京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都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長安有東西兩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因為是國都所在，所以城內“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不少居民“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遊手為事，競錐刀之末”。東都洛陽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通遠市“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週六裡，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少數民族和外國商人紛紛要求入豐都市交易，得到煬帝的允許，於是“先命整飾店肆……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這一記載反映了在商業繁榮背後的虛偽和社會的不公平。 [163]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荊州、蔡州、岐州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商業城市。 [162]
外貿
隋朝的對外貿易，主要有西北陸上和東南海上兩路，而西北陸上貿易尤其發達。為了發展西北陸上的商業貿易，隋煬帝派裴矩駐於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人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當時以敦煌為總出發點的西北陸上交通貿易通道有三條：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敘利亞）；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過蔥嶺，又經鏖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到達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越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到達北婆羅門（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達拂菻、波斯等西亞、歐洲各國，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東南海路，主要是與南洋諸國以及日本、朝鮮半島的貿易往來。南海是海上貿易的重要城市，這裡“多犀象、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不僅是進出南海諸國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亞、歐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163]
人口
585年，隋文帝令州縣官檢查戶口，自堂兄弟以下親屬必須分立戶籍，檢查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奏行輸籍法，令州縣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樣檢查戶口一次，《隋書·食貨志》說，從此地方官無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檢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此後歷年檢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數不多。至609年，隋煬帝又一次大檢查，得丁二十四萬餘，新附口六十四萬餘。這次所得，約合585年所得的半數，其中還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見隱漏的戶口不是很多。假設北方歷年所得新附口數，為一千萬左右（約二百萬戶），也還遠不合606年的戶口數。除非606年戶口數出於構，否則激增一倍以上的戶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應在南朝士族勢力最大的江南地區。如果這個推測還不算遠離事實的話，那南朝陳舊境戶數當在三百萬以上，口數當在一千五百萬以上。這是從未有過的戶口數，說明長江流域經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的開發，已經擁有約等於黃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經濟上升，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 [80]
凡屬於朝廷所有的戶口，都得負擔朝廷規定的課役。戶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史籍敘述隋朝廷的富饒說“度支官奏稱，府庫都藏滿，不能再藏，只好堆積在廊廡下”。隋文帝別立左藏院來容納絹匹，並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東地區，本年田租減三分之一，調全免。這種富饒景象，據史書所記，曾一見於西漢文、景時期，經七百多年，再見於隋文帝時，實行節儉政治的皇帝，歷史上確是極稀有的。 [80]
隋朝戶口流動表
年代
戶數
口數
備註
北齊隆化元年（577年）
1
2
1
2
1號數據出自《周書·卷六》 [62]
2號數據出自《通典·食貨七》 [63]
南陳太建九年（577年）
150萬
260萬
1200萬
2240萬
1號數據出自《北史·卷十一》 [64]
2號數據出自《隋書·卷二十九》 [65]
根據學者考證實際人口達1500萬 [66]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1
2 [67]
1號數據出自《通典·食貨七》 [68]
注：統計範圍僅包括北周舊地，學者考慮未納入統計的人口而認為實際約為1250多萬人 [69]。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滅齊後
數據出自《十六國北朝人口考察》 [70]，學者路遇、騰澤之認為滅齊後實際人口約為3250萬 [69]。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滅陳前
650萬 [71]
[72]
戶數出自《隋書·卷四十二》 [73]
口數出自王育民版《中國人口史》 [74]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滅陳後
710萬
[72]
數據出自王育民版《中國人口史》 [74]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年）
870萬
[72]
戶數出自《唐會要·卷八十四》 [75]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
1
2 [76]
1
2 [77]
此為官方統計的戶口峰值 [78]，因學者考慮到依附於門閥士族的浮客、部曲、奴婢、客女以及官戶、匠戶、樂戶、佃農等大量未納入戶口統計的人群 [74]，故學者認為實際人口略高於官方統計數據，隋朝人口峰值應約為5032萬 [69]。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
200餘萬
1500餘萬
戶數出自《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 [79]
口數出自路遇、騰澤之的《中國人口通史》 [69]
注：本表數據參考《周書》、《北史》、《隋書》、《通典》、《唐會要》以及各版《中國人口史》。
文化
播報
編輯
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張調和儒佛道思想，並且主張樸實文學，反對南朝豔麗的文學思想。他提倡儒學，把儒家學說提升到治國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勵勸學行禮 [85]。各地紛紛廣建學校，中原地區學者眾多，儒學一時興盛 [86]。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說經各有義例，到隋朝時沒有統一的經典，使得科舉制度在明經考試方面仍然困難。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開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認為學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廢除所有學校，只保存京師國子學，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同時下令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隋煬帝時雖然恢復各地學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時最著名的儒生有劉焯、劉炫，二劉學識豐富，受當時儒生景仰。然而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舉動，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統治者 [87]。
王通
王通是隋末大儒與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諡為“文中子”。他主張執政者應該先德後刑才能讓人心服 [88]；提倡儒道佛三教應該共同相處，而不是互相抵制 [89]。又主張天人之事與天地人三才不相離等思想 [90]。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續六經》與《文中子中說》。他的孫子王勃是初唐四傑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學說，對後來宋代的程朱理學影響深遠。
當時的佛教其中最興盛的天台宗主張止觀說，而禪宗主張頓悟說。止觀又稱為寂照、明靜，主張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專注於特定對象，併產生對於該對象的正智慧 [91]。頓悟為“明心見性”法門，即是主張頓悟。主張凡事通過正確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領悟要領，從而指導正確的實踐而獲得成就 [92]。
經學
南北朝時期，南北經學有差別，所朝《隋書·儒林傳》記載：南人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朝繼承北朝學風，知名學者有隋朝初年的牛弘、還有後來的劉焯、劉炫當時並稱“二劉”，王通等。
牛弘著有《五禮》，劉焯著有《五經述義》，劉炫有《五經正名》。王通曾聚集第子的有子河汾之間，世人稱他為“文中子”，著一”《中說》。降朝政治上的大一線出了思想上的統一，因此王通提出“三教歸一”的口號，主張以儒為主，授引信道人儒，預言了三教融合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160]
文學
由於隋朝時間較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大。雖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但是後繼中斷，古文運動需要到唐朝中葉才成功的發展起來。當時有專門研究音律學的著作，也有不錯的散文與詩歌。在南北朝時，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朝文學講究質樸且實用。由於南朝豔麗的文學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學大多承襲梁陳學風，沒有新的突破。 [93]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居然不過十餘人 [94]。杜正藏所著的《文章體式》，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號為“文軌”。甚至連高句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這使得南朝文學流行到外國，影響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樸實文學 [95]。李諤建議不能依文藻華麗而錄取人才。然而隋煬帝又提倡華麗的南朝文學，他醉心於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也是一個文學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宮樂歌》。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 [94]。
史學
史學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書，或由官方撰寫，或由民間人士自行撰寫。其思想比較自由，質量也佳，但由於不容易採用到史官所藏書籍，通常只有紀傳沒有志書，不能說是完整的國史。593年，隋文帝宣佈禁止民間私撰國史，評論人物。自此歷朝國史都改為官修，雖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於任用專業史臣撰寫，由朝廷提供的資料也比較充足，在隋唐以後成為朝廷專門的事業。 [94]
音韻
現今可考的最早的韻書《切韻》由陸法言執筆編寫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韻學與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長孫訥言等八人和陸法言討論音韻學，一致認為四方聲調分歧很大，南北用韻不同。以前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都有錯誤。陸法言記錄了諸人議論的要旨，於601年寫成《切韻》五卷。這部書統一書面的聲韻，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是中國最早的音韻書，該語音系統完整的保存在後來的《廣韻》、《集韻》等書中。 [96]
目錄
目錄學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眾經目錄》，道家的《道經目錄》，費長房所撰的《歷代三寶記》與釋彥琮所撰的《隋仁壽年內典錄》。隋廷收集南、北兩朝所存書籍，編有《隋大業正御書目錄》。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編寫出《隋書·經籍志》，成為隋以前著述的總錄，在目錄學上的地位與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相同。 [84]
宗教
河北崇光寺阿彌陀佛大理石像
自南北朝以來，佛、道、儒統稱三教，佔據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隋文帝主張調和宗教與儒學，採用三教並重的策略 [97]，並容儒教、佛教與道教以相輔治國 [98]。由於國家開放，流行於西亞的祆教也在中國廣為流傳。
佛教
隋朝炳靈寺菩薩畫像
當時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論宗和三階教。天台宗講究將“教”、“觀”兩者發揮到極致並圓融一體，認為法界無相，萬物一體。止觀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論宗因研究《中論》、《十二門論》、《百論》而著稱。主張世間、出世間的萬有諸法，是從眾多因緣和合而生，是眾多因素和條件結合而成的產物 [102]。
隋朝早期佛教進入極盛階段，這是因為皇帝與佛教的淵源密切。北周武帝滅佛時，智仙隱藏在楊家，預言隋文帝日後會做皇帝，重興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對群臣宣稱“我興由佛法” [99]，所以積極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學，佛教一度成為隋朝國教。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即位，招請隱居僧侶出山，號召佛徒“為國行道”，並且聽任人民出家。隋文帝還改變後周鎮壓佛教的政策，詔令全國恢復佛教。聽任民眾出家，鼓勵建造佛像，由官方組織抄寫佛教經典保存於寺院。在他當皇帝的二十多年間，度僧尼23萬人，立寺3792所，寫經46藏，卷，造像軀。根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帶動下，“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佛教經典如此之多，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172]隋煬帝時，朝廷對佛教採取了積極扶持的政策，隋煬帝還向天台宗智者大師受戒，成為佛家弟子 [100]。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餘所，塑造佛像數萬，並且翻譯數萬佛經，使佛經流佈多於儒經數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僅頭兩次在各州興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興善寺最有名 [103]。又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修治舊經四百部。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二萬九千餘部，成立翻經館及翻經學士，下令裝補故經，並寫新本，共譯經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104]。
然而皇帝也對佛教嚴加控制，例如江南區域遠離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縛影響較小，思想相對開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 [171]隋朝把江南佛教有影響的名士集中起來，以便支配，並下令“沙門致敬王者”。
道教
儘管道教在爭地位高低時反對佛教，但統治階級對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採取調和態度的，不僅道、佛兩個宗教可以調和，而且宗教與儒學也可以調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贊成梁武帝重佛輕道，在所作《茅山長沙館碑》裡卻說“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齊名士張融遺囑，要家人給他左手拿《孝經》、《老子》，右手拿《小品法華經》。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遺囑要屍體著道士冠服，上面覆蓋大袈裟；明器有車馬（漢人舊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門中作法事，道人在左邊，道士在右邊。他們要求的飾終儀式，正反映對三教的調和思想。隋文帝依據這種傳統思想，表示三教並重，實際是重佛輕道尤輕儒。隋煬帝居東、西兩都或出遊，總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隨從，稱為四道場。他想從道士得到長生藥，令道士潘誕鍊金丹，六年不成。他責問潘誕。潘誕說，要有童男女膽汁骨髓各三斛六鬥，可以煉成。他聽了發怒，殺潘誕。 [101]
藝術
播報
編輯
繪畫
隋朝的繪畫藝術也有很高的成就。傑出的畫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等20多人。展子虔以畫臺閣、車馬、人物見長，他的《遊春圖》是中國國內已知的現存最古的名畫，被認為是山水畫的始祖。 [138]
隋朝繪畫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為主，但山水畫已發展成獨立的畫科。展子虔與董伯仁齊名，同時被召人朝，相互取長補短，形成了新的風格。他們除畫寺院壁畫外，還畫卷軸畫，專長於人物、車馬、樓閣及山水配景。現存展子虔的惟一遺作《遊春圖》，是用勾勒刷法，著大青綠，注意遠近關係和山樹人物的比例，能夠於咫尺之中，具備千里之趣。 [161]這證明了隋朝的山水畫已經徹底解決“人大於山，水不容泛”早期幼稚階段，使山水畫進入青綠重彩工整細巧的嶄新階段。成為卷軸山水畫興起的代表作。 [139]畫中山水佔了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山水畫獨立發展的趨向。元代湯垕所著的《畫鑑》，指出《遊春圖》是山水畫的始祖。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