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望敬亭 作品
第498章 怎麼就不能便宜我？(第2頁)
吃頓飯頒個獎，做三道有寓意的菜代表三位中獎者。”
林朝陽這個主意別出心裁，唐達成覺得倒是不錯，這時有人問：“會不會簡單了一點？”
這話說的很委婉，真正的意思是“簡陋”才對。
“簡單是簡單，不過也節省了人力和財力。
文協已經有茅盾文學獎和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了，總搞這種太大規模的頒獎，財政也吃不消。”
林朝陽的話讓唐達成不由得點頭，文協清苦，能省一點當然是省一點最好了。
但他想了想，覺得還有個問題，“這麼弄影響力會不會打折扣？”
“影響力的關鍵在於媒體的報道配合，這件事到時候還要再費心才行。”
唐達成點了點頭，不再糾結這件事，轉而跟林朝陽聊起獎項籌備的具體實施工作。
關於莊重文文學獎的討論持續了一整天，林朝陽將自己的想法鉅細無靡的傳達給文協眾人。
儘管對於獎項的一些細節不太認同，但這畢竟是每屆30萬元的文學鉅獎，最後唐達成還是認可了林朝陽的方案。
評獎這事說起來簡單，但執行起來卻有相當的難度，尤其莊重文文學獎還是全國性的評獎。
不管林朝陽說的如何天花亂墜，但具體的執行主力還得是文協。
光是協調教育部、團委、高校和大學生文學社團就是海量的工作，好在這種協調工作基本只要一次，以後每一屆按部就班就可以。
至於評委方面，唐達成提出讓林朝陽來擔任評委會主席，林朝陽卻拒絕了，並且表明他的作品以後不會出現在莊重文文學獎的評獎中。
“評委會主席這個職務就由文協來邀請吧，我當個普通評委就好。”
今天的討論文協讓步頗多，林朝陽最後賣了個人情，唐達成果然露出了笑容。
“朝陽同志高風亮節啊！”
關於莊重文文學獎的討論結束了，但獎項的籌備工作才開始。
有文協出馬，林朝陽只需要動動嘴就可以了，很符合他的定位。
2月23日，大年初七。
新h社電訊：中國影片《紅高粱》在剛剛結束的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斬獲最佳影片金熊獎。
消息傳回國內後迅速擴散，引起國內電影界的巨大震動。
作為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之一，西柏林國際電影節在國際影壇地位崇高，影響力卓著。
多年以來，國內電影人曾經無數次衝擊過包括西柏林電影節在內的歐洲三大電影節，但卻顆粒無收。
直到去年陳凱戈憑藉《孩子王》摘得西柏林電影節銀熊獎，才算是讓國內電影界振奮了一些精神。
在陳凱戈摘得銀熊獎之後，許多電影人又開始暢想起國產電影摘得金熊獎的日子。
大家樂觀的認為，短則三五年，長則十年八年，金熊獎一定會成為中國電影的囊中之物。
其實也不一定非得是金熊獎，金獅獎、金棕櫚獎都可以。
只要是能揚名國際，為國爭光，獲得哪個獎項並不重要！
大家之所以會這麼樂觀，主要是因為有了陳凱戈的這個銀熊獎。
不少人樸素的覺得即便沒有別的導演出頭，等陳凱戈成熟起來，也一定會為中國電影摘得國際性榮譽的。
誰也沒有想到，中國電影斬獲國際性榮譽的這一天來的如此之快。
大家更沒有想到，第一個為中國電影擒獲西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竟然不是陳凱戈，而是名不見經傳的章藝謀。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章藝謀是何許人也。
而另一些人倒是知道章藝謀，但他們對章藝謀的第一印象是“陳凱戈的那個攝影師”。
新h社的電訊第一時間引發了國內電影界乃至文化界的震動，但要說這個消息真正為全國人民所熟知，還是因為24日的《新聞聯播》。
西柏林電影節是23日晚上閉幕的，第二天章藝謀乘飛機飛回國內，抵達燕京後便被蜂擁而來的記者圍堵在機場。
當天晚上7點15分，《新聞聯播》播放了章藝謀在西柏林電影節頒獎典禮上身著西服領獎的視頻畫面。
因為去年陳凱戈在西柏林電影節拿了銀熊獎，所以今年央視對於章藝謀攜《紅高粱》參加電影節格外重視，直接派了兩名記者去。
也因此，央視記者王建宏拍下了章藝謀領獎、手捧金熊獎的珍貴畫面。
“從來與亞洲國家無緣的西柏林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一隻閃閃發光的金熊被影片《紅高粱》的導演章藝謀捧回了燕京……”
《新聞聯播》報道《紅高粱》獲獎消息的新聞時間長達1分鐘，這無意之間創下了中國新聞界的一個記錄。
在《紅高粱》以前，還沒有一部電影的公映或獲獎獲得過《新聞聯播》如此高規格的待遇。
一夜之間，《紅高粱》斬獲西柏林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章藝謀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導演也一舉成名天下知。
新聞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而來，章藝謀彷彿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受到的歡迎比去年林朝陽獲得勒諾多文學獎時熱烈了不止一籌。
畢竟跟電影相比，文學還是小眾了一些，勒諾多文學獎也沒有西柏林電影節的名氣大。
在章藝謀回國的第三天，陶玉書也終於從德國回來了。
章藝謀得了獎，拍拍屁股就可以回國，但她還得忙著版權交易的事。
儘管心中抱有很大期待，但陶玉書著實沒有想到《紅高粱》竟然能夠一舉獲得西柏林電影節的最高榮譽金熊獎。
高興過後，迎接她的是各國片商熱情的笑臉。
兩天時間裡，陶玉書連續簽了24份海外版權交易合同，累計合同額947萬美元。
一尊金熊獎獎盃、近1000萬美元的合同，不枉陶玉書在西柏林待了半個月時間。
回到燕京的她，滿面紅光，春風得意。
中國電影的第一尊金熊獎獎盃是由林氏影業捧回來的，即便不考慮商業因素，也足以讓她驕傲了。
回到燕京的第二天，陶玉書就成了電影局的座上賓，去做了一場報告會。
報告會過後，陶玉書更是成為了國內數家電影製片廠領導追逐的焦點。
去年一部《孩子王》得了銀熊獎，成就了西影廠。
今年一部《紅高粱》得了金熊獎，成就了燕影廠。
現在誰還看不明白，只要跟林氏影業搞合拍片，得獎不是輕輕鬆鬆的事？
各家電影製片廠對國際獎項渴求到了極點，但陶玉書暫時還沒有擴大合拍電影規模的想法。
哪怕是滕進賢找到她，希望林氏影業加強與內地電影製片廠的合作都不行。
滕進賢還誤以為陶玉書是在跟他講條件，在幾個月前的首屆中國電影展上，滕進賢可是答應了陶玉書。
只要林氏影業的合拍片能夠獲得歐洲三大電影節或者奧斯卡的最高獎項，這部電影就會票房分賬的形式在國內上映。
“這話我既然都說出來了，自然不會食言。這件事我們電影局和中影協調，爭取儘快讓《紅高粱》上映。”
陶玉書無奈道：“滕局，謝謝您還想著這件事，不過跟製片廠的合作確實不是一時就能擴展的。”
林朝陽這個主意別出心裁，唐達成覺得倒是不錯，這時有人問：“會不會簡單了一點？”
這話說的很委婉，真正的意思是“簡陋”才對。
“簡單是簡單，不過也節省了人力和財力。
文協已經有茅盾文學獎和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了，總搞這種太大規模的頒獎，財政也吃不消。”
林朝陽的話讓唐達成不由得點頭，文協清苦，能省一點當然是省一點最好了。
但他想了想，覺得還有個問題，“這麼弄影響力會不會打折扣？”
“影響力的關鍵在於媒體的報道配合，這件事到時候還要再費心才行。”
唐達成點了點頭，不再糾結這件事，轉而跟林朝陽聊起獎項籌備的具體實施工作。
關於莊重文文學獎的討論持續了一整天，林朝陽將自己的想法鉅細無靡的傳達給文協眾人。
儘管對於獎項的一些細節不太認同，但這畢竟是每屆30萬元的文學鉅獎，最後唐達成還是認可了林朝陽的方案。
評獎這事說起來簡單，但執行起來卻有相當的難度，尤其莊重文文學獎還是全國性的評獎。
不管林朝陽說的如何天花亂墜，但具體的執行主力還得是文協。
光是協調教育部、團委、高校和大學生文學社團就是海量的工作，好在這種協調工作基本只要一次，以後每一屆按部就班就可以。
至於評委方面，唐達成提出讓林朝陽來擔任評委會主席，林朝陽卻拒絕了，並且表明他的作品以後不會出現在莊重文文學獎的評獎中。
“評委會主席這個職務就由文協來邀請吧，我當個普通評委就好。”
今天的討論文協讓步頗多，林朝陽最後賣了個人情，唐達成果然露出了笑容。
“朝陽同志高風亮節啊！”
關於莊重文文學獎的討論結束了，但獎項的籌備工作才開始。
有文協出馬，林朝陽只需要動動嘴就可以了，很符合他的定位。
2月23日，大年初七。
新h社電訊：中國影片《紅高粱》在剛剛結束的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斬獲最佳影片金熊獎。
消息傳回國內後迅速擴散，引起國內電影界的巨大震動。
作為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之一，西柏林國際電影節在國際影壇地位崇高，影響力卓著。
多年以來，國內電影人曾經無數次衝擊過包括西柏林電影節在內的歐洲三大電影節，但卻顆粒無收。
直到去年陳凱戈憑藉《孩子王》摘得西柏林電影節銀熊獎，才算是讓國內電影界振奮了一些精神。
在陳凱戈摘得銀熊獎之後，許多電影人又開始暢想起國產電影摘得金熊獎的日子。
大家樂觀的認為，短則三五年，長則十年八年，金熊獎一定會成為中國電影的囊中之物。
其實也不一定非得是金熊獎，金獅獎、金棕櫚獎都可以。
只要是能揚名國際，為國爭光，獲得哪個獎項並不重要！
大家之所以會這麼樂觀，主要是因為有了陳凱戈的這個銀熊獎。
不少人樸素的覺得即便沒有別的導演出頭，等陳凱戈成熟起來，也一定會為中國電影摘得國際性榮譽的。
誰也沒有想到，中國電影斬獲國際性榮譽的這一天來的如此之快。
大家更沒有想到，第一個為中國電影擒獲西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竟然不是陳凱戈，而是名不見經傳的章藝謀。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章藝謀是何許人也。
而另一些人倒是知道章藝謀，但他們對章藝謀的第一印象是“陳凱戈的那個攝影師”。
新h社的電訊第一時間引發了國內電影界乃至文化界的震動，但要說這個消息真正為全國人民所熟知，還是因為24日的《新聞聯播》。
西柏林電影節是23日晚上閉幕的，第二天章藝謀乘飛機飛回國內，抵達燕京後便被蜂擁而來的記者圍堵在機場。
當天晚上7點15分，《新聞聯播》播放了章藝謀在西柏林電影節頒獎典禮上身著西服領獎的視頻畫面。
因為去年陳凱戈在西柏林電影節拿了銀熊獎，所以今年央視對於章藝謀攜《紅高粱》參加電影節格外重視，直接派了兩名記者去。
也因此，央視記者王建宏拍下了章藝謀領獎、手捧金熊獎的珍貴畫面。
“從來與亞洲國家無緣的西柏林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一隻閃閃發光的金熊被影片《紅高粱》的導演章藝謀捧回了燕京……”
《新聞聯播》報道《紅高粱》獲獎消息的新聞時間長達1分鐘，這無意之間創下了中國新聞界的一個記錄。
在《紅高粱》以前，還沒有一部電影的公映或獲獎獲得過《新聞聯播》如此高規格的待遇。
一夜之間，《紅高粱》斬獲西柏林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章藝謀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導演也一舉成名天下知。
新聞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而來，章藝謀彷彿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受到的歡迎比去年林朝陽獲得勒諾多文學獎時熱烈了不止一籌。
畢竟跟電影相比，文學還是小眾了一些，勒諾多文學獎也沒有西柏林電影節的名氣大。
在章藝謀回國的第三天，陶玉書也終於從德國回來了。
章藝謀得了獎，拍拍屁股就可以回國，但她還得忙著版權交易的事。
儘管心中抱有很大期待，但陶玉書著實沒有想到《紅高粱》竟然能夠一舉獲得西柏林電影節的最高榮譽金熊獎。
高興過後，迎接她的是各國片商熱情的笑臉。
兩天時間裡，陶玉書連續簽了24份海外版權交易合同，累計合同額947萬美元。
一尊金熊獎獎盃、近1000萬美元的合同，不枉陶玉書在西柏林待了半個月時間。
回到燕京的她，滿面紅光，春風得意。
中國電影的第一尊金熊獎獎盃是由林氏影業捧回來的，即便不考慮商業因素，也足以讓她驕傲了。
回到燕京的第二天，陶玉書就成了電影局的座上賓，去做了一場報告會。
報告會過後，陶玉書更是成為了國內數家電影製片廠領導追逐的焦點。
去年一部《孩子王》得了銀熊獎，成就了西影廠。
今年一部《紅高粱》得了金熊獎，成就了燕影廠。
現在誰還看不明白，只要跟林氏影業搞合拍片，得獎不是輕輕鬆鬆的事？
各家電影製片廠對國際獎項渴求到了極點，但陶玉書暫時還沒有擴大合拍電影規模的想法。
哪怕是滕進賢找到她，希望林氏影業加強與內地電影製片廠的合作都不行。
滕進賢還誤以為陶玉書是在跟他講條件，在幾個月前的首屆中國電影展上，滕進賢可是答應了陶玉書。
只要林氏影業的合拍片能夠獲得歐洲三大電影節或者奧斯卡的最高獎項，這部電影就會票房分賬的形式在國內上映。
“這話我既然都說出來了，自然不會食言。這件事我們電影局和中影協調，爭取儘快讓《紅高粱》上映。”
陶玉書無奈道：“滕局，謝謝您還想著這件事，不過跟製片廠的合作確實不是一時就能擴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