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千零三十四章 新思路(第2頁)

而與倪德衛相對應的，則是另一派“疑古派”。

這一派認為相信中國典籍上記錄的那些上古傳說實在是太過於荒唐，因此更加趨向於從考古成果中來尋找證據和痕跡。

如果找不到的話，那就寧願存疑，絕不輕易下結論。

如此而已，最後卻演變成了“西方學者不承認夏朝存在”這樣的非學術傳言。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種傳言，其實更多是受國內學風的影響。

夏朝的爭論開始於民國時期顧頡剛的疑古運動，而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夏鼐，也站這一觀點，對“夏文化”的存在抱有相當謹慎的態度，在禹都陽城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的總結髮言中，夏鼐就指出，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而“夏代文化的認定，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證據。在還沒有發現有力證據前，有關夏代文化的各種意見只是推論”。

但是同樣的，國內存在“疑古派”，也就存在“信史派”。

這一派認為，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的夏商兩族活動範圍內，即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發現什麼新的考古學文化了。因此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就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類型的各期段之中。

但是即使在那些認為“夏”存在學者中，對於“夏”的表述也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說“夏文化”，有人說“夏代”，有人說“夏國”。

然而這三個概念，其實在史學上是存在巨大差異的。

這些混亂也給了疑史派反擊的機會，有人就主張應該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壓根不能證明真偽的所謂“文獻”，來對考古穿鑿附會，而且對於迷信文獻，濫用文獻的中國學者進行批判，認為其不但背離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國的考古資料。

不過自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之後，這一地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相結合的研究範式，幾乎已經成為了中國史學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因此經過這麼多年的爭吵後，好歹已經把基本矛盾，也就是爭論的關鍵重點，總算歸納得相對集中而清晰了，那就是現有有關夏代的考古發現，能不能夠對歷史文獻產生有力佐證這一點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