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西漢(第3頁)
黃老思想
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採取黃老思想指導的“無為而治”統治政策。“黃老學說”實際上是道家學說中的兩派。“黃”指“黃帝之學”，“老”指老子學說。黃帝之學是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學派。《漢書·藝文志》記載有關黃帝書5種，計有：《黃帝四經》4篇，《黃帝銘》6篇，《黃帝君臣》10 篇，《雜黃帝》58篇，《力牧》22篇。但是，由於“黃帝之學”的著作均已佚失，所以“黃帝之學”是否在歷史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學派存在過，後世不太清楚。自從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發現了帛書《十大經》、《經法》、《稱》、《道原》等珍貴文獻之後，這個問題就比較清楚。可以肯定，上述帛書就屬於“黃帝之學”的著作，黃帝學說是道家中的一派。它與老子學說的根本區別是：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漢初把黃老糅合在一起，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 [223]
黃老學說的特點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統王朝的統治秩序，承認君臣關係不可改變的前提下，極力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用少所作為的辦法，就能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相反，統治階級愈“有為”，民就愈“難治”；統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盜賊多有”，這和原來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種維護統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初統治者採取“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政策，以適應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漢初的幾任丞相，大都“治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如蕭何死後，曹參為相，舉事皆循舊例，無所變更。對於“言文深刻，欲務聲名”卬的人，斥而不用；對於“謹厚長者”，給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所以當時老百姓歌頌道：“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 [223]
西漢初年黃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陸賈的《新語》。陸賈總結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後，提出了無為的政治主張。他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他理想的政治是：“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也就是主張統治者對人民少干擾，使其安居樂業，這樣就可以緩和矛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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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促進丁封建統治秩序的鞏固，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創造丁條件。但是，隨著漢政權的逐漸鞏固，出現了新的問題。“和親”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騷擾，“分封”潛伏著割據分裂的危機。因此，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尖銳地指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這樣，到文景時期，逐漸由無為變成有為，儒家思想逐漸抬頭，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條件。 [223]
儒學思想
董仲舒為了適應漢中期統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學獨尊，而且把孔子的學說宗教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系統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給漢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這一思想體系的具體說明，《春秋繁鍀》是其代表著作。 [223]
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說和“天人感應”說。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會的一切變化，國家的興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現。天意與人事緊密相連，天以祥瑞災異影響人，人的活動也能感動天。這為兩漢讖緯迷信思想的進一步氾濫提供了理論依據。董仲舒還認為天給人類社會設立了一個最高權力的“君主”，人間的皇帝就是代天意進行賞罰的權威。他說:“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從皇帝，也就是服從天道，誰反對皇帝就是反對上天，以此來論證皇權的神聖性，為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在宣揚君權神授說的同時，也企圖假天之威，對皇帝的過分殘暴加以限制。他說天不是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對人民有好處，就能繼續做下去，否則天就要削奪他的皇位。這種學說當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皇權。 [224]
董仲舒還大力宣揚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並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他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三綱”、“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綱”，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構成了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種統治權力。這種封建宗法思想，成為封建倫理關係的準則，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
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是有等級的；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可善可惡。上等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經過“教化”可以變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註定低微卑賤，只能永遠當牛馬和奴隸。他以這種地主階級的人性論來論證封建等級制和封建統治的合理性。 [224]
從上述董仲舒的學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從維護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的立場出發，神化專制皇權，併力圖把封建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結合起來，為地主階級服務，所以長期以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信奉。 [224]
史學
《史記》由司馬遷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中國的歷史學和文學中佔有特殊的地位，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包括上下3000年的歷史，尤詳於戰國、秦、漢。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本紀12篇，按年記述帝王之事，為全書之綱；表10篇，按世代或年月分別記載歷史大事；書8篇，對古代經濟、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進行專門記載和論述；世家30篇，敘述秦以前各地方政權和諸侯王的歷史和事蹟；列傳70篇，記載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隱士、說客、名醫、刺客、卜者、演員的事蹟。全書共130篇，52.6萬餘字，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和紀事，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此後2000年間的正史編纂開了先河。 [212]
目錄學
《七略》為劉歆編寫的中國最早的目錄學專書，漢成帝時，下令在全國徵集圖書，由劉向負責校對，整理。劉向對各種圖書校定篇目、編排次序、校勘訛字脫簡，然後寫成正本；同時對每書撰寫一篇敘錄（述內容提要、作者生平和學術源流等內容），載於書內。劉向又彙集眾書敘錄面成《別錄》20卷。但他未竟其業而亡。漢哀帝覆命劉向之子劉歆繼任校書事業、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撮要編成《七略》：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輯略為全書總述。後來，班固刪削《七略》而著《漢書·藝文志》。《七略》不僅是中國目錄學和圖書分類學的開端，而且是一部珍貴的古代學術史。 [213]
宗教
西漢時期宗教本意在於強化君權，但在方士的影響下，漢武帝時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於追求一己成仙。經過儒生的不斷努力，通過改變祭祀地點、儀式與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漢末期使國家宗教政治倫理化，並恢復了其世俗性功能，從此，封建王朝的國家宗教才成為維護統治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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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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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數學著作。另外，從西漢時期開始中國也有非常詳細的天文記錄，包括公認的人類第一次對太陽黑子的記錄，此外針灸和造紙術可能是在西漢時期被髮明的。
天文
西漢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讖緯神學的流行，對觀測星象很重視。長安建有很高的觀象臺，天文郎晝夜不停地觀察天象的變化，如實地及時記錄下來，為天文學積累了大量資料。《漢書·天文志》就有關於流星雨、客星（恆星明亮突變現象）的記錄和太陽黑子的兩次記載。一次是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四月所記黑子的情形是“日黑居仄，大如彈丸”；另一次是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所記黑子的形狀為“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這是世界公認的關於太陽黑子的最早記錄，比歐洲早900年，伽利略在1610年方看到黑子。 [195]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佔》中，記載了秦漢之際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律，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星表實物。武帝時落下閎、宣帝時耿壽昌等人曾創造了早期的渾天儀，用來觀察天象，表明西漢時的天文學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195]
曆法
西漢的歷法成就較大。漢初，使用秦時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到西漢中期，《顓頊歷》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的現象，不精確。於是漢武帝命司馬遷、落下閎、鄧平和唐都等改訂曆法，於太初元年（前104年）編成了新曆，這就是有名的《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第一次把24節氣訂入曆法，並可預知日食，校正朔望，指導農時，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漢成帝時，劉歆又依據《太初曆》製成《三統曆》，規定一年為
日，一個月為
，19年置7個閏月。《三統曆》是比較精密的歷法。 [196]
數學
《周髀算經》是中國《算經十書》之一。大約成書於西政中期，主要闡明當時的蓋天說和四分曆法，在數學方面，它使用複雜的分數算法和開平方法，並最早利用勾股定理，還提出“一週三”的圓周率，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數學名著。 [196]
《九章算術》是《算經十書》中最重要的一種。它的出現標誌中國古代數學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著作。 [199]作者不詳。西漢早期著名數學家張蒼、耿壽昌等對它進行過增補刪訂。全書分9章，246個例題。其內容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個章節，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從先秦到漢代的數學成就。其中負數，分數計算，聯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數學成就。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比歐洲早一千餘年。此書於隋、唐時傳入朝鮮和日本，被定為教科書，現已譯成英、日、俄等國文字。 [200]
通過《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這兩部書，可知西漢中後期的數學成就已經很高了。 [198]
農學
泛勝之是西漢著名農學家，曾以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提倡種麥，獲得豐收。他所撰的《泛勝之十八篇》被後世統稱為《泛勝之書》。該書總結了關中一帶農民耕作的經驗，其中最突出的是區田法（區讀音ou，即點種法）和浸種法（在種子上粘上一層糞殼作為種肥）。此外還有耕田法、種麥法、種瓜法、穗選法、調節稻田水溫法等。發展了戰國以來的農學，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 [196]
醫學
西漢時期醫學有很大發展，建立了較完整的中醫學體系。當時的醫學理論儘管有陰陽五行的外衣，但對生理現象、病理現象和治療方法的解釋，則包含著辯證觀點。《黃帝內經》和《難經》是西漢醫學理論的代表作。《黃帝內經》包括《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闡述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記述了針灸法。《難經》是講述經脈、腑臟、針法及處方的專著。當時著名醫家淳于意，醫術甚精，還注意把病人情況和治療過程記錄下來，為中國最早的“病歷”創始人。 [196]
西漢時，屍體的防腐技術很高。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赤眉軍在長安發掘了皇室陵墓，發現歷200餘年的呂后屍體“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發現的女屍和江陵鳳凰山發現的男屍，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屍體基本完好，這可以說明西漢時防腐技術已相當先進。 [197]
造紙
西漢時發明造紙術。1933年在新疆、1976年甘肅地區的漢代烽寨中，1978年在陝西扶風縣的西漢窖藏中出土現了漢宜布時的麻紙片。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漢墓中出土了西漢早期的紙，繪有地圖，紙薄而的，紙面平整光滑，說明當時造紙技術已到相當水平。紙的發明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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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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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
西漢時期的美術起點是戰國時代美術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寫的對象，開始逐步發展寫實的風格，而這也是古代美術發展的新的起點。藝術的認識生活的作用，在範圍上和方法上，都因漢代美術的發展而進入新的階段。
西漢美術題材的多方面性，說明西漢美術的百科全書的性質。文學、歷史、天文、地理、哲學等社會思想意識的內容，美術家都企圖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現。相對於這一時代的歷史水平，西漢美術的題材是廣泛地來自社會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的。
雕刻
西漢的雕刻藝術有很大發展，以石雕最具代表性。保存至今的陝西興平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引人人勝。內有一尊“馬踏匈奴”雕像，是為紀念霍去病的戰功而刻的，造型生動，神態逼真。其餘伏虎、臥馬等許多石刻，利用天然石料順勢加工而成，都氣魄雄偉、形象動人。此外，四川雅安高頤墓前的石辟邪(石像)，氣勢雄壯，栩栩如生。 [214]
音樂
西漢時的音樂也有很大發展，漢武帝時李延年曾為《漢郊祀歌》十九章配樂，並組織大型宮廷樂隊，演唱劉邦的《大風歌》時，有歌隊120人。李延年又模仿張騫從西域傳來的《摩訶兜勒》曲，作“新聲”二十八解，用於軍中，稱“橫吹曲”。長沙馬王堆軟侯墓出土的木瑟、竽、十二樂律管，說明當時的顯貴之家都有自己的樂隊，也表明西漢音樂的發展情況。漢武帝以後，琵琶、箜篌等樂器從西域傳入中土，豐富了漢人的音樂。 [214]
舞蹈
西漢初年，盛行楚舞，後來巴渝舞也傳入了長安官，漢武帝時，安息曾以驪軒“善眩人獻於漢”。西漢人喜愛舞蹈，無論民間酒會或是祭祀喜慶，一般都載歌載舞。1969年在濟南無影山發現了西漢舞樂俑一盤，上有舞俑、奏樂俑、雜技鋪、指揮俑。拱手立觀俑等，形態通真，生動反映了當時歌舞表演的場面。 [215]
漢代人們善於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等情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也是漢代歌舞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漢畫像石、漢俑中的圖像就充分地表明瞭這一點。
器樂的合奏與伴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間音樂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戲共同構成的宏大場面中，器樂演奏為更好地表現樂舞百戲，烘托氣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漢畫像石中主要的樂器有吹奏樂器，如壎、排簫、笙、笛等；絃樂器，如琴、瑟、箜篌等；打擊樂器，如建鼓、鼗鼓、築、節等。
角抵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國源遠流長。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禁止民間私藏兵器，作為徒手相搏鬥的角抵興盛起來。漢代，民間出現了一種由“蚩尤戲”發展而成的兩個人在公開場合表演的競技活動，已經具有後來摔跤的基本特色，並有著特定的文化內涵。漢代角抵活動十分普及，據載當時的角抵戲規模宏大，轟動京城，老百姓們甚至跑幾百裡的路去觀看助威。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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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擊匈奴，徵大宛，收服兩越，通西南夷，東滅朝鮮，後來設立“西域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中華版圖，正是從西漢開始，奠定了中華的版圖疆域。
匈奴
白登之圍
秦漢之際，冒頓首次統一匈奴，建立了奴隸制政權。冒頓乘楚漢相爭之機，東破東胡 [82]，西攻月氏 [82]，徵丁零 [82]、堅昆等部（約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亞一帶），南滅樓煩、白羊（約今內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國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廣大地區 [82]，擁有騎兵三十餘萬 [83]，勢力十分強大。
漢武帝與匈奴戰爭示意圖
隨著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匈奴的國家機構日益完善。最高首領叫單于 [84]，單于之下設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等，這些大貴族都統率軍隊，多的萬餘騎，少的數千騎。大貴族之下還設有各級軍官；處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等等。這些職位都由貴族世襲 [85]。單于又將全國疆土分為三部分，左屠耆王統治東邊，單于居中直接統治，右屠耆王統治西邊 [86]。
匈奴經常侵擾西漢邊疆。前201年，冒頓單于圍攻馬邑，韓王信投降，次年攻晉陽（今太原）。 [87]劉邦聞訊，親率三十萬大軍迎戰，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南） [88]。後來用陳平計，向單于閼氏行賄，才得脫險。史稱平城之圍 [89]。
“和親”與“實邊”
漢初，由於經濟急待恢復，政權尚未鞏固，採取“和親”辦法，把漢室公主嫁給單于，送去絲綢、糧食、酒等物品。但是和親政策，並不能阻擋匈奴的掠奪 [90]。漢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騎兵十四萬攻殺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鋒到了雍（陝西鳳翔）和甘泉（陝西淳化），火燒回中宮 [91]。八年後，匈奴又從雲中（內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陝西榆林南魚柯堡附近）兩郡各侵入三萬騎，長安城警報頻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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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時期，雖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 [93]但為抵禦匈奴的侵擾，也作了些防備工作。如漢文帝改革了邊防軍輪換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移民“實邊”。還大力提倡養馬，準備對匈奴進行反擊。
反擊匈奴
漢武帝反擊匈奴之戰
漢武帝即位後，國家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反擊匈奴的條件成熟。 [94]漢武帝時期，反擊匈奴的戰爭主要在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間進行，先後打了十幾仗，其中帶決定性的大戰役有三次。
第一次戰役發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北京密雲縣） [95]。漢武帝派車騎將軍衛青、將軍李息率兵出雲中，對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軍發起突然襲擊，匈奴白羊王逃走 [96]。西漢完全收復了河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西漢在這裡設置了朔方郡（內蒙古杭錦旗）和五原郡（內蒙古五原） [97]。
霍去病西征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縣東南胭脂山）西進，入匈奴境千餘里，和匈奴軍短兵肉搏，大獲全勝 [98]。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澤（內蒙古居延海），攻到祁連山，大破匈奴軍，河西的匈奴貴族損失慘重。 [99]同年，匈奴內部分裂，渾邪王率四萬人降漢 [100]。這次戰役後，漢在這裡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歷史上稱“河西四郡” [101]。從此打開了漢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決戰
元狩四年（前119年），為了徹底擊潰匈奴，漢武帝召集諸將商議，決定深入漠北反擊匈奴 [102]。同年，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進軍 [103]。針對匈奴認為漢軍不能遠征的錯誤判斷，西漢採取了奔襲追擊的戰術。衛青率領的西路軍，從定襄，越沙漠，北進千餘里，對匈奴單于大軍進行包圍。經過激戰，匈奴單于率數百騎突圍遠逃，其主力全部被殲，漢軍直追至趙信城（蒙古杭愛山下） [104]。霍去病的東路軍從代郡（河北蔚縣一帶）出兵，深入二千餘里，跨過大沙漠，擊敗匈奴左賢王 [105]。經過這次戰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無力大舉南下。
“單于和親”
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制止了匈奴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便利了漢與西域的交通。
隨著匈奴軍事力量的削弱，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鬥爭也日益強烈，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內訌。漢昭帝時，發生了五單于爭立事件，接著分裂為南北兩部。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降漢 [106]，北匈奴的郅支單于被迫西遷，後被西漢所殺 [107]。
竟寧元年（前33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嬙（王昭君）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匈之間的武裝衝突。此後約有半個世紀，在北部邊境出現了和平景象。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出土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是漢、匈關係改善的有力證明。
西域
張騫出使西域
前2世紀左右，西域分為三十六國，互不統屬 [108]。在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草原有烏孫、且彌等國；在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區，又分為為南道諸國和北道諸國。
北道諸國有龜茲（新疆庫車）、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車師（新疆吐魯番）等較大的國家 [109]。南道諸國有莎車（新疆莎車）、于闐（新疆和田）、樓蘭（新疆羅布泊西）等國 [110]。公元前2世紀初，匈奴冒頓單于征服了西域，設官徵稅，並以此為據點 [111]，向西漢進攻。
西漢建西域都護府，開始了統治。
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漢從匈奴降人的口中獲悉：在甘肅敦煌一帶原來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對匈奴入時刻想報仇雪恨 [112-113]。漢武帝為反擊匈奴，截斷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 [114]，以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 [112]。張騫應募遠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餘年 [115]。後來，他乘機逃走，越過蔥嶺，經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 [116]。但大月氏已佔有大夏故地，不願東歸。張騫只好東返 [116]。他再一次衝破匈奴的拘禁，於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長安 [117]。張騫的任務雖未完成，可是他沿途瞭解到西域各國地形、物產和風俗，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礎。張騫是西漢開闢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前119年，漢進軍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卻，依靠阿爾泰山以南各國的人力、物力，和漢朝對抗 [118]。因此，徹底割去匈奴右臂的問題，便被提到日程上來 [119-120]。同年，漢武帝任命張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多隨員，攜帶大批金幣絲帛以及牛羊向西域進發 [121]。張騫到達烏孫後，原定目的雖未達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 [122]。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回來，烏孫派使者幾十人隨同張騫一起到了長安。此後，漢朝派出的使者還到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裡海間）、條支（安息屬國）、犁軒（附屬羅馬的埃及亞歷山大城）， [123]中國使者還受到安息專門組織的二萬人的盛大歡迎 [124]。自此，絲綢之路正式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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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西南之路
元封三年（前108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率軍進攻樓蘭、車師，並在酒泉至玉門關一帶設立亭障，作為供應糧草的驛站和防守的哨所 [125-126]。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武帝派李廣利出征大宛，擊敗大宛後，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順 [127]。西漢又在樓蘭、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輪臺（新疆庫車縣東）等地設校尉管理屯田，這是漢在西域最早設置的軍事和行政機構 [128-129]，為後來設西域都護創造了條件。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匈奴在西域的影響日益縮小 [130]。漢宣帝乃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境） [131]。都護是西漢中央駐西域的最高長官，從此，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完全確立 [132]。漢對西域有權冊封國王，頒賜官吏印信，調軍徵糧。這說明，原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新疆地區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自張騫通西域後，漢族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繫日益密切，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不斷地傳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術對西域的影響很廣泛。井渠法對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適應，後來流行於西北地區，稱為坎兒井。此外絲織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業品大量向西域行銷。西域人民也把生產經驗和創造，如繁殖和飼養牲畜的方法、種植瓜果蔬菜和豆類的技術傳到了內地，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西南夷
西漢時期，在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居住著許多語言、風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當時統稱之為"西南夷" [133]。在貴州境內以夜郎（貴州遵義、桐梓一帶）為最大 [134]。在雲南東部也有幾十個部落，以滇（昆明一帶）為最大 [135]。自滇以北，到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為大 [136]。他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 [137]再往西去，有巂、昆明（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他們以遊牧為主 [138]。 [139]
漢武帝時，西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聯繫與日俱增。漢武帝曾派唐蒙為中郎將，進入夜郎，此後夜郎及其附近的許多城邑相約歸附漢朝。漢朝在那裡設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 [140-141]不久，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裡設官管理。張騫從西域歸來後，漢武帝想打開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後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終因無法前進而停止。 [142]公元前111年，西漢破南越之後，在西南設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東南）、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縣北）和武都郡（今甘肅成縣） [143]。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發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今雲南晉寧），並賜"滇王之印" [144]。這顆"滇王之印"，已在晉寧滇族貴族墓中發現。此後，西南大部分地區都歸入西漢的直接管轄之下。
三越國
秦始皇開發嶺南，設置郡縣，越、夏兩地人民的聯繫進一步加強 [145]。秦末時，閩越首領無諸及東甌首領搖曾率本族參加了反秦戰爭 [146]。西漢建立後，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建福州） [147]。公元前192年，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號東甌王 [148]。在南越地區，原秦南海郡尉趙佗，乘秦亡之機割據南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149]。西漢建立後，中央立趙佗為南越王 [150]。呂后時，漢政府與南越關係惡化，趙佗遂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 [151]。漢文帝即位後，趙佗廢帝號稱王 [152]。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王便向西漢中央請求內徙，遂被遷到江淮之間，和漢族人民雜居，接受西漢的直接統治。
公元前111年，東越王餘善自立為武帝，漢武帝派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分四道攻入閩越。征服了閩越地區的叛亂 [153]。漢武帝又把閩越人遷徙到江、淮一帶 [154]。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宣諭南越王趙興和王太后入朝 [155]。南越王及太后也願意"內屬"，唯丞相呂嘉反對，並起兵殺趙興、太后及漢使者，立建德為王 [156-157]。公元前112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等率軍分路進擊 [158]。年底，破番禺（廣州），滅南越，將南越故地分為九郡：南海（今廣州）、鬱林（今廣西桂平縣西）、蒼梧（治今廣西梧州市）、合浦（今廣東合浦縣北）、珠崖（今廣東瓊山東南）、儋耳（今海南儋縣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158]。從此，東南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特別是中原人民不斷南遷和許多越人遷居內地，更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夏、越人民的進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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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胡
夫餘、肅慎
西漢時期，在中國東北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夫餘、肅慎、挹婁、高句麗、烏桓、鮮卑、沃沮等。
肅慎是古老民族，也稱“息慎”、“稷慎”等。從殷周至漢武帝時期，與中原地區經常有文化、經濟上的交流。挹婁，與肅慎屬於同一民族，挹婁在肅慎北，大致在牡丹江以東、松花江以南一帶。
夫餘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與中原地區有經濟交流。西漢時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軍隊、牢獄、宮室等。
烏桓、鮮卑
烏桓和鮮卑是東胡族的分支。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其中一支退居烏丸山（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稱烏桓。烏桓還處於原始社會階段，以畜牧業為主，隨水草遷徙。漢武帝時，霍去病打敗匈奴，烏桓人請求內屬，於是遷入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塞外，西漢設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西漢初，被匈奴打敗後，逃至鮮卑山（內蒙古洮兒河與西喇木倫河之間），因此得名。鮮卑與烏桓為鄰，其社會風俗、習慣、語言均與烏桓相似。
高勾麗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際，為東北的“高夷”。居於夫餘南，鴨綠江以西。漢武帝時以高勾麗為縣。西漢後期，夫餘人朱蒙（或雲鄒平），建立高勾麗國。高勾麗人與夫餘人習俗差不多，主要從事農業，善釀酒，能歌善舞，與漢族來往密切。西漢時期，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了。東起東海，西到巴爾喀什湖，北自貝加爾湖，南迄南海，在這樣一個遼闊的疆域之內，以漢族為主體的各兄弟民族之間友好相處，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各民族日趨融合，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正處於鞏固發展的時代。
外交
播報
編輯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拓了鏈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歐亞非的絲綢貿易就此成型。漢使到達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罙諸國。其中最遠到達的犁軒城，位於埃及亞利山大港。西漢文化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深刻，越南、朝鮮、日本等周邊國家都接受漢文化的影響，東亞文化圈開始形成。 [71]
東亞
朝鮮
朝鮮半島
中朝兩國之間很早在經濟文化上就有了頻繁交往。戰國時，燕、齊兩地人民曾成批地遷往朝鮮，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 [159]。西漢初，燕人衛滿率千餘人奔朝鮮 [160]，後被立朝鮮王，建都王險城（平壤），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漢惠帝、呂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 [161]。元封二年（前100年）秋，漢武帝派樓船將軍楊僕等分兩路進攻朝鮮。朝鮮首領衛右渠率眾抵抗，漢軍屢敗 [162-163]。最後因朝鮮上層內部分裂，衛右渠被殺死，衛氏朝鮮亡，漢武帝在其原境內設漢四郡統治。 [164]
日本
西漢與東亞的日本有了友好往來關係。漢武帝時，日本有三十餘國派遣使者和漢朝交往。這是中日兩國使節往來的最早記錄。
南亞
印度
西漢時印度被稱為“身毒”或“天竺”。早在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就有經濟往來。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從身毒販運去的中國邛竹杖和蜀布 [166]。後來，張騫的副使也到過身毒。西漢晚期，印度的佛教通過西域也傳入中國內地。
斯里蘭卡
西漢時期的南海航線還可以到達黃支國（印度建志補羅） [169]，和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169]，
東南亞
西漢時，與東南亞等國有了友好往來關係。
越南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在經濟、文化上就有密切聯繫。戰國末期，越南北部有甌雒國。秦統一後，進軍南越及甌雒國 [145]。秦漢之際，趙佗佔據南海、桂林等郡稱王自立，滅甌駱國，並通過甌雒的駱侯、駱將和蒲政進行統治 [149]。漢武帝滅趙氏政權後，在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趙氏統治方式。 [165]
緬甸
緬甸從前2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就與中國之間有往來，從四川經雲南可到緬甸。當時中國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這條道路運往身毒、大夏等國的 [167]。同時從交州沿海乘船去緬甸的海上航路已經開通，使兩國的聯繫更加密切。
南海航線
秦漢時期就有了中國到東南亞各國的通道，除陸路經由中亞、緬甸外，還有海道，西漢對外的水路交通正式開闢。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船舶從合浦郡的徐聞縣（廣東徐聞縣西）出發 [168]，行五個月可到都元國（馬來半島） [169]，又繼續航行四個月，抵邑盧沒國（緬甸沿岸） [169]，再航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 [169]，然後棄舟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緬甸蒲甘城附近） [169]。從此處再乘船航行，最後抵達黃支國（印度建志補羅） [169]。回程從黃支國起程，先到南邊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169]，從此繼續航行，經過八個月抵中途的皮宗（馬來半島） [169]。過皮宗後轉向東北航行回國。西漢的官營海外貿易，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私營的海外貿易則早已存在，並不斷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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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亞
絲綢之路
新疆地區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亞各國有著密切的交往。張騫出使西域，使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今錫爾河上游東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錫爾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國 [170]。以後漢武帝的使者還到達奄蔡（黑海以北）、條支（敘利亞）等國。中亞、西亞等國也派遣使者到西漢訪問和通商。為了適應中西交通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需要，西漢政府在西邊設立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往來。從此，西漢和蔥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
自張騫通西域後，中西交通日見發達，除了外交活動外，商業貿易也日益頻繁。商人們除了將中國的絲織品運往西方外，中國的冶鐵技術、鐵器、井渠法等也傳入大宛、安息等國。並且通過大宛等國，往西傳至更遠的羅馬等地。同時，中亞、西亞等地的特產如毛布、毛氈、汗血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此外，中亞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也傳入中國。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西漢末年時，通過新疆的中西陸路交通有南北兩條大道：南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鄯善（新疆羅布淖爾以南石城鎮）、于闐、莎車等地，越蔥嶺（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經敦煌、車師前王庭（吐魯番附近）、龜茲、疏勒等地，越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這兩條大路成為當時中西交流的兩大動脈。那時，中國的絲織品在當時國際上享有盛譽，通過這兩條通道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所以也被稱為"絲綢之路"。
社會
播報
編輯
西漢這時糧食的品種，在北方以粟、麥為主，也種植少量的黍、豆、麻、高粱、粳稻等；在南方仍主要種稻。入漢以後，北方人民已改變了戰國以菽、粟為主要食糧的習慣，而以粟、麥為主食。 [178]
帝王世系
播報
編輯
追封皇帝
追封皇帝
廟號
諡號
姓名
在世時間
曾經封號
追封時間
世系
——
——
劉煓
前271年—前197年
太上皇帝
前197年
劉邦之父
無
恭皇
劉康
?―前23年
定陶恭王
前5年
劉欣之父
在位皇帝
在位皇帝
廟號
諡號
姓名
在位時間
年號
年號使用時間
世系
太祖
高皇帝
劉邦
前202年—前195年
無
無
劉煓三子
——
孝惠皇帝
劉盈
前195年—前188年
無
無
劉邦次子
——
——
劉恭
前188年—前184年
無
無
劉盈長子
——
——
劉弘
前184年—前180年
無
無
劉盈四子
太宗
孝文皇帝
劉恆
前180年—前157年
（前元）
前179—前163
劉邦四子
（後元）
前163—前157
——
孝景皇帝
劉啟
前157年—前141年
（前元）
前157—前150
劉恆長子
（中元）
前150—前144
（後元）
前144—前141
世宗
孝武皇帝
劉徹
前141年—前87年
建元
前140年—前135年
劉啟十子
元光
前134年—前129年
元朔
前128年—前123年
元狩
前122年—前117年
元鼎
前116年—前111年
元封
前110年—前105年
太初
前104年—前101年
天漢
前100年—前97年
太始
前96年—前93年
徵和
前92年—前89年
後元
前88年—前87年
——
孝昭皇帝
劉弗陵
前87年—前74年
始元
前86年—前80年七月
劉徹六子
元鳳
前80年八月—前75年
元平
前74年—前74年
——
——
劉賀
前74年—前74年
（在位27天）
無
無
劉髆長子
（劉徹孫）
中宗
孝宣皇帝
劉詢
前74年—前49年
本始
前73年—前70年
劉進長子
（劉徹曾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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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節
前69年—前66年
元康
前65年—前62年
神爵
前61年—前58年
五鳳
前57年—前54年
甘露
前53年—前50年
黃龍
前49年—前49年
高宗
（後除廟號）
孝元皇帝
劉奭
前49年—前33年
初元
前48年—前44年
劉詢長子
永光
前43年—前39年
建昭
前38年—前34年
竟寧
前33年—前33年
統宗
（後除廟號）
孝成皇帝
劉驁
前33年—前7年
建始
前32年—前29年
劉奭長子
河平
前28年—前25年
陽朔
前24年—前21年
鴻嘉
前20年—前17年
永始
前16年—前13年
元延
前12年—前9年
綏和
前8年—前7年
——
孝哀皇帝
劉欣
前7年—前1年
建平
前6年—前3年
劉康之子
（劉奭孫）
太初元將
前5年6月—8月
元壽
前2年—前1年
元宗
（後除廟號）
孝平皇帝
劉衎
前1年—公元6年
元始
公元1年—5年
劉興之子
（劉奭孫）
——
——
劉嬰
6年—8年11月
居攝
6年—8年11月
劉顯之子
（劉詢玄孫）
初始
8年11月—8年11月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