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絲綢之路(第3頁)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於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衰落的絲綢之路。 [24]
大秦屬下的蒙奇兜訥（今譯為馬其頓）地區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向漢和帝進獻禮物。漢和帝厚待兩國使者，賜給兩國紫綬金印。 [25-26]
延熹九年（166年），古羅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東漢洛陽，朝見漢桓帝。
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發展，主要有西北絲綢之路（又叫綠洲絲綢之路或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條。它具有由兩漢到隋唐的過渡性、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南北兩政權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三方面的特點 [27]。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波斯與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從這時開始，直到正光三年（522年），《魏書》本紀記載了十個波斯使團，前五次應當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了玻璃製品工藝，後五次到達的則是493年遷都後的洛陽。 [28]
神龜元年（518年），宋雲與比丘惠生，由洛陽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經。正光三年（522年）宋雲、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陽，取回大乘經典170部，豐富了中國的佛教文化。
波斯的使者也順著絲綢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獻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經吐谷渾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這一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這種交流，在政治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聯繫與交流；在經濟上，促進了雙方之間經濟貿易、生產技術的交流；在文化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的興盛和禮樂文化的發展。 [27]
隋代
隋代開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新興突厥族佔領了西域至裡海間廣大地區，今青海境吐谷渾也向河西走廊侵擾，中國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間交往受到不少阻礙。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係，仍愈來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互市，煬帝曾派裴矩專管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禮吸引他們到內地，使其往來相繼。《隋書·西域傳》序記載：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番諸國，至罽賓（今塔什干附近），得瑪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經，史國得歌舞教練，獅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躍起來。 [29]
唐代
絲綢之路交往的繁榮鼎盛時期，是繼隋而建立的強大的唐朝。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
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李治又滅西突厥，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大唐帝國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是當時世界第一發達強盛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東西方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樑，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絲綢之路東段，大漠南北與西域各國，修了很多支線通絲綢之路，亦稱“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東羅馬帝國也不斷派使節到長安與中國相通。敦煌、陽關、玉門這些地方，成了當時“陸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國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島）、驃國（今緬甸），經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與歐洲各國發生關係。當時廣州、泉州、劉家港（今上海吳淞口近處）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對外港口。史書記載廣州當時便有南海舶、崑崙舶、獅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躉船性的船塢。西方各國在陸上取道中亞、西域，沿途駝馬商旅不斷；海路則多由大食首都巴格達出波斯灣，幾乎每日都有船隻遠涉重洋來到東方。 [29]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後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這種思想文化的交流，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
佛教自西漢哀帝時期傳入中國後，南北朝開始大行於中國，至隋唐時達到鼎盛。唐太宗時，高僧玄奘由絲綢之路經中亞往印度取經、講學，歷時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當時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仍為印度學者研究印度中世紀曆史的頭等重要資料。他取回佛教經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長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經、譯經。稍後，高僧義淨又由海道去印度，又歷時十六年，取回佛經400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向中國介紹了當時南亞各國的文化、生活情況。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景教（東正教）在唐初由東羅馬帝國傳入了中國。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這一史實的實物見證。唐中期自波斯傳入的摩尼教（亦稱襖教、拜火教），中國化後稱為“明教”，深為不少勞動人民所信奉。唐宋後多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都利用它的教義來組織貧苦農民與封建統治者戰鬥。中國的造紙術、盛唐時也傳入了大食帝國，不久便經它傳入了歐洲各國。
唐代，東西方相互傳入和移植的東西很多，醫術、舞蹈、武學和一些著名動植物，都使雙方增加了不少視野。漢代將西方輸入的東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蘿蔔等；唐代則習將它們名稱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灣珍珠）等。據《唐會典》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絲綢之路前來長安這個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國客人，數目皆以萬計，定居中國的，單廣州便以千計。 [30]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後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 [31-32]
經過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崑崙山北進，侵佔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願遠行，絲綢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33]
宋元時期
北宋實際版圖大幅縮減，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時期，更無法涉足西北地區，絲綢之路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崛起，逐漸有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跡象。 [33]
蒙元時期，蒙古發動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絡的恢復，使歐亞廣大地域範圍內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
馬可波羅
據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有歐洲商人、有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遊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
元代的絲綢之路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易樞紐或與國際貿易有密切關係的地區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展。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裡“各國商賈輻輳，百貨雲集”。《馬可·波羅遊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裡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絲路重要商鎮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裡的紡織品“由國內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裡附近“山上出產的一種質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裡採購，然後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34]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 [17]
明代
明代陸上絲綢之路地圖
一幅繪製於明代中葉嘉靖年的《絲路山水地圖》，明晰地註明了“絲綢之路”上多達兩百餘個地點的名稱，且以山水畫形式完成，還以精湛畫功再現了沿途城池、山川的恢弘氣勢。《絲路山水地圖》極為儒雅、貼切，很可能是明代的原名。而圖上所繪從嘉峪關出發，取道苦峪城西行之路，正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 [56-57]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
明朝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2017年04月20日，國家文物局正式確定廣州為明朝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牽頭城市，聯合南京、寧波、江門、陽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麗水等城市進行明朝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申遺工作。
清代初期以後，政府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與此同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發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使絲綢之路貿易全面走向衰落。 [17]
絲路重生
為配合中國政府的國家戰略，2014年國家級媒體共舉行了七次大規模的採訪報道活動：
人民網“行走新絲路”絲綢之路示意圖
2014年05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中國媒體絲路行”採訪活動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程。 [36-37]
2014年06月08日，新華社“新絲路·新夢想”採訪車隊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程。 [38-39]
2014年07月1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走絲綢之路”大型採風報道活動在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動。 [40]
2014年07月13日，光明日報、陝西衛視“絲綢之路萬里行”採訪團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出發。 [41]
2014年08月0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官重走絲綢之路”活動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成功舉辦。 [42]
2014年08月18日，人民網“行走新絲路”大型跨國全媒體報道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正式啟動。 [43]
2014年09月12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全國“網絡名人絲路行”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動。 [44-45]
2014年12月，世界健康組織聯盟等主辦的空中重走絲綢之路在洛陽啟動。 [75]
2016年06月17日，新華社“‘一帶一路’全球行”在洛陽啟動，採訪車隊從洛陽定鼎門遺址開始駛上萬裡絲路。 [76]
2018年10月2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海灣地區和也門事務的官員安娜·保利尼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表示，絲綢之路是全球不同文化和族群間互動的典範。 [46]
海上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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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關於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餘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餘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於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後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於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後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47]
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23]
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
漢末三國處於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的承前啟後與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於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孫吳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進步，技術先進，規模也很大。在三國後面的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也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海經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魏晉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廣州為起點，經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易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開闢後，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紀至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
到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以及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並延伸，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係，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元朝在經濟上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並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也進入鼎盛時期。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進入極盛時期。向西航行的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這對後來達·伽馬開闢歐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向東航行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1575年），由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過海峽進入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代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比唐、宋兩代獲得更大的發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貿易，並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前夕而不衰。鴉片戰爭後，中國海權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這種狀況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
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紡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運往西亞，再轉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後，西漢的商人還常出海貿易，開闢了海上交通要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47]
絲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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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明代絲綢之路巨幅地圖長卷，是一幅繪製於500多年前、貌似山水畫、實為《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的《蒙古山水地圖》手卷。此圖繪製了從明朝邊關嘉峪關出發，取道苦峪城（瓜州鎖陽城）、最後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的西行之路，精確細緻地描繪有211個明代地名，涉及歐、亞、非三大洲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一路線，正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反映了絲綢之路最後時期的輝煌，對於研究古絲綢之路具有重要意義。該圖由此堪稱“中世紀世界地圖”，也被稱為《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 [58-59]
南方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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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陸上絲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於橫斷山區，又稱高山峽谷絲路。大約公元前4世紀，中原群雄割據，蜀地（今川西平原）與身毒間開闢了一條絲路，延續兩個多世紀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稱它為秘密絲路。直至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發現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轉販而來，他向漢武帝報告後，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漢武帝派張騫打通“蜀－身毒道”。先後從犍為（今宜賓）派人分5路尋跡。一路出駹（今茂汶），二路出徙（今天全），三路出莋（今漢源），四路出邛（今西昌），五路出僰（今宜賓西南）。使者分別在氏、莋、昆明受阻。漢武帝為征服西南夷，在長安西南鑿周長40裡昆明池，習水軍以征伐，後由郭昌率數萬巴蜀兵平定西南夷，並分土置郡縣。
南方絲路由3條道組成，即靈關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絲路從成都出發分東、西兩支，東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賓），過石門關，經朱提（今昭通）、漢陽（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葉榆（今大理），是謂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經臨邛（今邛崍）、嚴關（今雅安）、莋（今漢源）、邛都（今西昌）、鹽源、青嶺（今大姚）、大勃弄（今祥雲）至葉榆，稱之靈關道。兩線在葉榆會合，西南行過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騰衝），經撣國（今緬甸）至身毒。在撣國境內，又分陸、海兩路至身毒。
南方陸上絲路延續2000多年，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大後方出海通道被切斷，沿絲路西南道開闢的滇緬公路、中印公路運輸空前繁忙，成為支援後方的生命線。 [33]
北方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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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當時遊牧文化交流的動脈，其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的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北陸的歐洲地區。 [48]
明代《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溝通東西方交往極其困難。環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於人類的東西向交通，而這個地區就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所在地。這裡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鏈接點。 [49]
對於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於原始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中原旱作農業地區以農業為主，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製品，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盛產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製品等。這種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在經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係，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 [50]。因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48]
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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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綠洲絲路是北方絲路的主幹道，全長7000多公里，分東、中、西3段。東段自長安至敦煌，較之中西段相對穩定，但長安以西又分3線：
1北線由長安，沿渭河至虢縣（今寶雞），過汧縣（今隴縣），越六盤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厲河，在靖遠渡黃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較短，沿途供給條件差，是早期的路線。
2南線由長安，沿渭河過隴關、上邽（今天水）、狄道（今臨洮）、枹罕（今臨夏），由永靖渡黃河，穿西寧，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張掖。
3中線與南線在上邽分道，過隴山，至金城郡（今蘭州），渡黃河，溯莊浪河，翻烏鞘嶺至姑臧。南線補給條件雖好，但繞道較長，因此中線後來成為主要幹線。
南北中三線會合後，由張掖經酒泉、瓜州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或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
絲綢之路(2張)
自玉門關、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鹹海間）。北道上有兩條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瑪干沙漠至南道的於 闐；一是從龜茲（今庫車）西行過姑墨（阿克蘇）、溫宿（烏什），翻拔達嶺（別壘裡山口），經赤穀城（烏孫首府），西行至怛羅斯。
明代《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由於南北兩道穿行在白龍堆、哈拉順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條件惡劣，道路艱難。東漢時在北道之北另開一道，隋唐時成為一條重要通道，稱新北道。原來的漢北道改稱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經伊吾（哈密）、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薩爾）、輪臺（半泉）、弓月城（霍城）、砕葉（托克瑪克）至怛羅斯。西段。蔥嶺（或怛羅斯）至羅馬。絲路西段涉及範圍較廣，包括中亞、南亞、西亞和歐洲，歷史上的國家眾多，民族關係複雜，因而路線常有變化，大體可分為南、中、北3道：
1南道由蔥嶺西行，越興都庫什山至阿富汗喀布爾後分兩路，一西行至赫拉特，與經蘭氏城而來的中道相會，再西行穿巴格達、大馬士革，抵地中海東岸西頓或貝魯特，由海路轉至羅馬；另一線從白沙瓦南下抵南亞。
2中道（漢北道）越蔥嶺至蘭氏城西北行，一條與南道會，一條過德黑蘭與南道會。
3北新道也分兩支，一經鈸汗（今費爾干納）、康（今撒馬爾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與中道會西行；一經怛羅斯，沿錫爾河西北行，繞過鹹海、裡海北岸，至亞速海東岸的塔那，由水路轉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
海上絲路起於秦漢，興於隋唐，盛於宋元，明朝達到頂峰。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有泉州、番禺（今廣州）、明州（今寧波）、揚州、登州（今蓬萊）、劉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絲路起點可能有兩處乃至更多。規模最大的港口是廣州和泉州。廣州從秦漢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商港。明清實行海禁，廣州又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港口。泉州發端於唐，宋元時成為東方第1大港。 [60]
歷代海上絲路，亦可分三大航線：
1東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朝鮮、日本。
2南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東南亞諸國。
3西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南亞、阿拉伯和東非沿海諸國。 [51]
絲路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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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申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的古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為首例跨國合作、成功申遺的項目。 [52]
這一佔地五千公里的路網屬於整個絲綢之路的一部分，起於漢唐古都長安/洛陽， 止於中亞七河地區。絲綢之路於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間形成，直至16世紀仍保留使用，連接了多種文明，對於貿易交換、宗教信仰與科技知識的傳播、科技創新的交流以及文化藝術的實踐起到了深遠的推動作用。該遺產所包含的33處遺產點包括了各個朝代和可汗王朝時期的古都、宮殿群、貿易居住點、佛教洞穴與寺廟、古道、驛站、關口、烽火臺、長城、防禦工事、古墓以及宗教建築。 [73]
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大運河項目和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其中“絲綢之路”是中國首次進行跨國聯合申遺。 [52]
絲綢之路申遺名單（中國境內22處）
省份
申遺點
陝西省
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
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
大雁塔
小雁塔
興教寺塔
張騫墓
彬縣大佛寺石窟
河南省
漢魏洛陽城遺址
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
新安漢函谷關遺址
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
甘肅省
玉門關遺址
懸泉置遺址
麥積山石窟
炳靈寺石窟
鎖陽城遺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高昌故城
交河故城
克孜爾尕哈峰燧
克孜爾石窟
蘇巴什佛寺遺址
北庭故城遺址
預備名單
1.山東省煙臺市蓬萊縣級市
2.江蘇省揚州市
3.江蘇省南京市
4.浙江省寧波市
5.福建省福州市
6.福建省泉州市
7.福建省漳州市
8.廣東省廣州市
9.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
起點爭議
播報
絲綢之路演講
2014年8月15日下午，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郭旃做客金沙講壇，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劇場進行《世界文化遺產的現狀與思考》講座。郭旃在發言中稱：絲綢之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東西方文明交流對話之路”，而其起點無疑是長安，將中哈吉三國聯合申遺名稱由絲綢之路“起始段—天山廊道網”改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網”，既強調了中國對絲綢之路的開創作用，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也避免了可能產生的一系列歧義和爭論。 [53]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那裡是西安，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我的故鄉。”絲綢之路是在漢代鼎盛時期，張騫從漢長安出發開闢的一條商貿大通道，到了唐代達到頂峰。唐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唐長安是我囯第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其間東漢洛陽雖一度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但相對於西漢和唐代的絲綢之路，其時間較短，影響較小。從整個歷史長河和世界影響看，長安作為漢唐絲綢之路起點的代表比較恰當，洛陽可看作是長安起點的墨跡延伸。 [54]
河南日報：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洛陽為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55]
青海日報社主辦的“中國藏族網通”認為，絲綢之路起點是以國都為準的，若以東西國際貿易商品看，真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的起點最遠可達建康。 [65]
社會文化
播報
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構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意見》指出，沿太行山和京杭大運河、西安至成都、青藏公路打造“三縱”，沿絲綢之路、318國道、長江、黃河沿線打造“四橫”，構建戶外運動“三縱四橫”的空間佈局。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