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 南北朝(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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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會階層分為世族、齊民編戶、依附人及奴隸 [27]。世族擁有大量不需付稅的依附人從事生產與作戰，影響朝廷的稅收。雖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世族的擁護，不過也扶持寒門以平衡政治勢力，並且在南朝梁時萌芽出科舉制度 [28]。南朝世族因為長期安逸而逐漸衰退，在侯景之亂後徹底崩潰。北朝統治者缺乏政治的經驗，所以重用漢人世族，引起雙方的文化採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最盛。混合的過程產生激烈的思想衝突、政治鬥爭或種族衝突，例如六鎮民變、宇文泰的鮮卑化政策。北周藉由宇文泰開創的關隴集團，吞併政治日趨腐敗的北齊。周武帝去世後，楊堅通過逼迫周靜帝禪讓建立隋朝，發兵滅陳，統一中國。以上變化，都有助於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國的出現。
中樞機構
南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襲東晉，又有所變化。其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長官位高望重，而實權不大，但往往仍由宗室諸王任尚書令和中書令。吏部尚書及所屬的吏部郎，掌握官職的任命，在南朝還一直受重視。宋孝武帝置兩名吏部尚書，以分其權。但宋、齊兩代皇帝主要倚靠中書通事舍人（四人）處理政務，凡臣下陳奏和皇帝詔令，都通過他們，實際上成為最接近也最能左右最高決策者皇帝的人。齊明帝時，詔命專出舍人之手，天下文簿版籍的副本，也歸他們掌管，儼然兼中書省與尚書省的長官於一身。梁武帝時，仍選拔有才幹者任中書通事舍人，但主要依靠的不在寒庶，而是明習吏事的低級士族。宋齊以來，中央的軍事統帥權和武器的控制權，也由中領軍、中護軍轉移到寒人操縱的外監與制局監手中。有時制局監也由中書舍人兼任。 [109]
行政區劃
南朝
南朝政承襲東晉，實行州郡縣三級制。而僑州郡縣及雙頭州郡也因為土斷而變成一般州郡。自東漢末期實施的州郡縣三級制，到隋平陳後改為州縣二級制而結束。南朝的州設刺史，郡設太守，只有丹陽郡因為是首都所在地而設尹。縣設令、長。自宋以後，縣令多於縣長。與郡同級的有王國和公國，設內史和相。還有特為習稱蠻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數民族設置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陳左郡、東宕渠僚郡等。 [26]
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而州與府各置僚屬。州之佐吏別駕、治中等治民，府之佐吏長史、司馬等治兵。但軍府的佐吏地位一般較州僚屬為高，府官長史常兼首郡太守或代行州事。郡太守如帶將軍，軍府佐吏亦高於郡佐（見州郡縣掾屬、軍府僚佐）。皇子年幼出守方鎮，則行事、長史以至出身寒庶、地位低下的典籤主持一州事務。宋武帝劉裕在地方行政方面鞏固皇權、抑壓世家大族的措施，是隻命皇子或宗室諸王擔任重要方鎮。齊、梁亦遵此慣例。 [109]
北朝
北魏在北魏孝文帝以後，官制模仿南朝，至唐代仍沿用。北周時按周禮，設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之後六部體制的源頭。北朝政區承襲十六國，如同南朝一樣為州郡縣三級制。然而州轄區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級直接管理縣，使得郡級逐漸虛級化，到隋朝時正式定為州縣兩級制。北魏也設有僑州郡縣和雙頭州郡（如南雍州），並將州郡縣按人口數分等級。為了防範新附或異姓叛變，於晉義熙二年（406年）將各級行政長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須一位為宗室。北魏原設有負責地方軍政的行臺及管理數州軍事的都督。到北齊定為行臺制，北周則為總管制，都是負責數個州郡軍事與行政的政區單位。北齊因為州轄區越分越細，於是設置行臺兼管數州民政及軍事 [29]。西魏則改稱都督為總管，性質同北齊行臺。北周時，總管一般兼任駐州刺史，並以所駐之州為名 [30]。北魏還特為鮮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漢人除外）設置領民酋長來管理該族，地位只次於州刺史。又延續十六國政區，設有管理州境內其他民族的護軍，其地位等同郡守，至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457年）廢除。還有鎮戍制，於重要的軍事要地設鎮。鎮由鎮將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鞏固首都平城的六鎮最重要 [31]，至孝文帝遷都後勢微。六鎮民變後，北朝的鎮戍專管軍事，不再具政區性質。
經濟
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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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南北朝人口統計列表
年代
戶數
口數
備註
宋大明八年（464年）
數據出自《通典·食貨七》 [48]
據今學者考證，實際人口達兩千餘萬人 [47]。
魏正光元年（520年）
1
2
1 [49]
2
1號數據出自《文獻通考·卷十》 [50]
2號戶數出自王育民版《中國人口史》 [47]
2號口數出自葛劍雄版《中國人口發展史》 [51]
6世紀20年代北魏人口達600萬戶、3500萬人，加上南梁的兩千餘萬，南北總人口超過五千萬。 [1]
魏永熙三年（534年）
[49]
數據出自《文獻通考卷十》 [52]
齊隆化二年（577年）
1
2
1
2
1號數據出自《周書·卷六》 [53]
2號數據出自《通典·食貨七》 [54]
因學者考慮逃避沉重賦役而避於寺廟的僧尼人口而認為北齊河清三年（564年）人口峰值達2200多萬，後因北齊後主的殘暴統治及齊末戰亂，齊亡時人口銳減回兩千萬。 [55]
陳太建九年（577年）
1
2
1
2 [56]
1號數據出自《北史·卷十一》 [57]
2號數據出自《隋書·卷二十九》 [58]
據學者考證南陳實際人口達1500萬 [1]
周大象二年（580年）
1
2 [59]
數據出自《通典·食貨七》 [60]
注：僅含北周舊地，因學者考慮未納入統計的軍戶、隱戶、少數民族等人群而認為北周至少有1250萬人。 [55]
周大定元年（581年）
數據出自《十六國北朝人口考察》 [61]
因考慮到隱匿戶口，學者路遇、騰澤之認為北周滅齊後有3250萬人。 [55]
土地政策
隨著中原人口的大批南下，不僅使南朝增加了勞動力，而且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為南方的進一步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南朝政府對北來的流民起初採取僑立州郡的政策，後來，東晉和南朝政府為了擴大剝削對象，改行土斷政策。
所謂土斷，就是撤銷僑州郡縣和僑籍，讓僑戶和土著居民一起在當地著籍，並且同樣負擔國家的賦役。自東晉到陳朝時期，共進行九次土斷。土斷後，南朝境內的僑寓政府便陸續消失了。
農業
開發江南
南朝時期，南方的農業普遍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是長江中、下游的荊、揚二州。揚州是南朝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很快。宋在湖熟起廢田四千多頃，向京口、姑熟移民。齊在句容修赤山塘。揚州“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 [107]。
三吳（吳郡、吳興、會稽）經濟發展尤為突出。宋在烏程修吳興塘，溉田二千餘頃；又在會稽一帶開墾湖田，“皆成良業”。東晉、南朝政府的各種支出，主要依靠三吳。洞庭湖周圍的荊、湘地區發展也很快 [32]。梁罷義陽（河南信陽）鎮兵以後，“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108]。
與浙江相鄰的閩中、鄱陽湖周圍地區，也有較快的發展。此外，淮南地區，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壽春附近有芍陂灌溉農田，地方千里，“良疇萬頃”，是重要糧食產地。江南地區普遍實行麥稻兼作，嶺南種雙季稻。
元嘉以前，淮南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元嘉末，由於宋魏戰爭，淮南遭到破壞。經過齊、梁二代的經營，江淮間一些地區的生產也迅速恢復、發展。益州則號稱“沃野天府”，物產豐富。廣州也是富庶的經濟地區。 [86]
當時南朝作物品種日趨多樣，耐寒及越冬作物日益普遍。此時，僅水稻品種就有30餘種。昔日中原地區的麥、菽、粟等耐旱及越冬作物在南方得到了種植和推廣。僅謝靈運《山居賦》所提及的農作物就有稻、秫、麻、麥、粟、菽等，蔬菜、果木及水生作物則更多。至遲在陳朝時，麥粟之類已經成為封建政府徵收田賦的內容之一。此外，經濟作物的栽培也超過了兩漢，不但具有鮮明的南方特色，而且出現了一些單一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戶。第五在種植水稻方面，雖然仍保持著傳統的火耕水耨的耕作制度，但隨著人們對水稻生長規律的進一步掌握，其內涵已有明顯的變化，精耕細作的程度加強了。火耕已非惟一的殺蟲施肥的方法，糞肥被廣泛使用，綠肥也日益普及。 [86]
東晉、南朝水利工程有了明顯的發展，特別是小型水利工程漸趨普及，形成了沿港濱湖地區以水網圩田為主、山地崗阜地區以陂塘堰壩為主的特色。 [86]
此外，南朝在牛耕有所發展的基礎上，創造了單牛、短轅的框型犁。它的出現，對農田耕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適合南方水田生產的犁、耙之類的工具日臻完善。 [86]
經濟形態
士族田莊經濟
在南方經濟的發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採取田莊形式進行生產。其中北方士族南遷時，都帶來大量部曲和佃客，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們到處“求田問舍”，不擇手段地謀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帶掠奪土地達萬頃。與此同時，南方士族地主也進一步擴張自己的經濟力量。
士族地主在他們佔領的平原和山澤上建立田莊，當時稱為“墅”或“園”。如會稽士族孔靈符在永興建墅，“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謝靈運在始寧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個果園，沿水渠兩岸有大批良田。
農業在士族田莊經濟中佔主導的地位。田莊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統。在耕地上種有稻、麥、粟、桑、麻、蔬菜等作物。僅次於農業的是園林業，經營竹木果樹等。此外，還有養魚業和畜牧業，並從事紡織、釀造、製造生產工具等多種手工業生產。由於從事多種經營，使士族地主田莊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
田莊裡的生產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隸。士族地主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是殘酷的。但它把大量勞動人手組織起來，在山區水濱進行墾植，特別是在東晉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還關心生產的時候，地主田莊對江南地區的開發是起一定的積極作用。以後，由於門閥土族日益腐朽，田莊也就成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自耕農
自耕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對象。他們對政府的負擔有租調、雜稅、徭役三大項。宋、齊時的田租大概沿襲東晉後期的制度，即口稅米五石。戶調剝削，在宋孝武帝規定：“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歲輸布四匹，只是每戶農民應納戶調的平均數目，徵收時仍採取“九品相通”的辦法，即事先評出戶產，定出戶等，然後再依照戶等的高低分派。在戰爭時期，一般農民也有兵役負擔，各種徭役更是隨意徵發。於是，許多自耕農破產流亡，越來越多地淪為士族田莊裡的部曲和佃客。
手工業
紡織業
東晉南朝時期，紡織業比較發達，養蠶技術已經相當可觀，豫章等地一年蠶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絲、綿、絹、布等是南朝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其中荊、揚二州的紡織業尤為發達。錦業在益州也早負盛名。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南朝後期，織錦業也發達起來。富豪人家穿繡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
北魏初，每匹絹值千錢，孝文帝以後降到二、三百錢，說明絲織品的生產已增加。 [105]
冶煉、煮鹽
南北朝時，政府都設有專官管理礦冶。建康尚方有東、西二冶（宋、齊時有南冶，後廢），州、郡有礦冶的設冶令。另外還有不少私家冶鋪作坊；北朝從北魏道武帝開始，也設置官冶，鑄造兵器。 [86] [105]
在冶鑄技術上，用水排鼓風冶鑄已在南朝應用。鍊鋼技術也有很大進步。那時還發明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即把生熟鐵混雜起來冶煉，火候到時，生鐵先熔化，滲淋入熟鐵中，然後取出反覆鍛鍊，就成為優質鋼，用來製造寶劍和刀、鐮。灌鋼法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鋼鐵冶煉技術，用它生產的鐵除製造武器外，尚有較多的富餘，可以用於製造生產工具。尤其是堅硬耐磨的灌鋼工具的出現，是生產工具的一大革新，為丘陵、崗阜、湖泊、沼澤、灘塗的開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86] [105]
煮鹽方面，北魏池鹽產地主要在河東郡，鹽產很多。東魏、北齊之際，海鹽產量很大。鹽的生產主要掌握在官府手中。 [105]
瓷器
南北朝玉器
東晉南朝時，瓷器的燒製有新的發展。當時瓷器的代表性產品是通體青釉的青瓷，產地比較集中的是會稽郡（浙江紹興）一帶。青瓷胎質純，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造型多樣美觀。考古發掘，江南許多地區的制瓷技術逐漸成名，並各有自己的特點。 [86]北朝時期，勞動人民還成功地燒出了白瓷。 [105]
商業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加上江南河流縱橫，水上交通方便，為商業發達提供了基礎和有利條件。
士族豪強兼併土地，官府賦稅徭役繁重，許多中小地主和農民被迫從事商販活動。貴族官僚有免關津稅特權，在任期屆滿時帶著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官府徵收租調要農民折錢交納，農民被迫出賣自己僅有的農副產品。因此，南朝出現商業畸形發展的現象。
當時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今廣東廣州）等地。建康是東晉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這裡“貢使商旅，方舟萬計”。蕭梁時期，建康城內有居民28萬。城內有四個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餘處。會稽、吳郡、餘杭等地也是“商賈並湊”。
日本法隆寺金堂（南朝風格）
番禺是海外貿易中心，南洋各國，以及天竺、獅子國（斯里蘭卡）、波斯（伊朗）等國的商船，“每歲數至”，或“歲十餘至”。江陵“當雍、岷、交、梁之會”，商業也較發達。成都不僅商業繁盛，而且也是高級絲織品的重要產地。市場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產、生活用品。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商稅是南朝收入的大宗。
東晉、南朝都注意貨幣鑄造，但幣制混亂，數量不足。
文化
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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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經由魏晉時儒學獨尊的地位被破除後，到了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已經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現了以法治國、務實求治的主張和“無君論”等有價值的觀點，也產生了消極頹廢、遁世遊仙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玄學思想。
南北朝時代，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不同於兩晉時期的新形勢，玄學思潮歸於沉寂，佛道二教繼續發展。佛教大量譯經，廣泛流行，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民俗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儒學面臨嚴峻挑戰。由於佛教的急劇膨脹，使原來儒、玄、佛、道的相互關係及其歷史格局發生新的變化。當時佛道爭論十分激烈。佛道之爭中，道教是比較被動的，不僅造出一個傳說，強調佛陀是老子變的，而且還大量“抄襲”佛經的內容。對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則需要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又必須面對文化上的張力。 [66]
文學
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迅速，其中南朝風格偏向華麗纖巧，而北朝風格偏向豪放粗獷。
詩
南朝時，以謝靈運為代表的山水詩人把田園情趣擴大到對自然山水的熱愛。沈約是“永明體”詩人的代表，“永明體”詩講究聲律對偶，追求藝術形式完美，為格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97]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溫子昇。敘事長詩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蘭詩》為代表。
辭賦
南北朝辭賦也在繼承楚辭、漢賦的基礎上有所變革，形式上多為短篇，不以用典和堆砌詞藻為要；內容上抒情多於詠物，如江淹《別賦》、庾信《哀江南賦》便是這個時期辭賦的代表。 [97]
民歌
民歌方面，由於南北文化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樂府詩集》即有“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說法。 [98]《敕勒歌》是北朝樂府民歌的代表作，影響很大。 [99]
小說
南北朝時期的小說主要有兩類：志怪小說和筆記小說。筆記小說具有史料價值，故在史學中敘述。志怪小說很多題材和故事源於遠古神話傳說和歷史人物的傳聞逸事，也深深打上道教和佛教影響的時代烙印，如南朝宋東陽無疑的《齊諧記》、劉義慶的《幽明錄》、劉敬叔的《異苑》，齊祖沖之的《述異記》，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北齊顏之推的《還冤記》等都是志怪小說的名作。 [97]
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一部主要記述魏晉人物言談逸事的筆記小說。語言簡約傳神，含蓄雋永，生動描寫了魏晉名士的清談、品題等活動，以及名士們的性格特徵及其人生追求和嗜好，涉及漢末魏晉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思想等多方面的內容，成為研究這時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106]
文學評論
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自成系統的古典文學研究專著，提出文學應反映現實、文質並重的主張，闡明瞭文學評論的依據和標準，探討了文學作品的構思、想象、風格、繼承、創新等問題。同時期人鍾嶸所作《詩品》，是中國最早專門評論詩歌的著作。對兩漢至梁代的五言詩進行總結和優劣評判。梁武帝長子蕭統組織文人編選的《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選集，其中涉及探索文章的體裁和流派，取捨的緣由和標準，因此具有文學評論的價值。 [97]
史學
南北朝繼承了漢代以來設官修史之制。宋設著作官（宋齊梁陳時官名及分職屢有更改），負責撰修國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齊始有國史與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設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與起居官逐漸分職。北齊始設史館（或稱史閣），為專門修史機構，影響中國日後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設著作官制度。南北諸朝又有大臣監修史書 [35]。此外，南朝梁時始行編修武帝、梁元帝的“實錄”，是為唐代開始一朝接一朝修實錄的濫觴 [36]。
紀傳體斷代史書在南北朝史學仍佔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 [37]，私修的有如范曄《後漢書》 [38]。
南北朝書法
反映社會各種狀況的史書，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曄《後漢書》、沈約《宋書》當中新增“獨行”、“逸民”（或“隱逸”）、“列女”等類傳記各種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的《高僧傳》 [39]和僧佑的《弘明集》 [106]；記述寺院建築的有楊炫之《洛陽伽藍記》 [39]；地理類著作方面，以酈道元《水經注》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 [40]；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是極具史料價值的雜記類著作 [106]。少數民族歷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據政權而深受重視，成就較高的有北魏崔鴻的《十六國春秋》 [41]。
南北朝的注史之學，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注著重資料蒐集、補充史事，不再侷限於對音訓及解釋史文，對中國的注史方法產生有相當影響。裴松之對史料相互考異，日後史家有所繼承，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裴注裡又有對前代史家的評論，這推動了中國史學批評的發展 [43]。
宗教
南朝釋迦佛石像 [83]
隨著佛教的傳播，發展佛像、壁畫、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中敦煌千佛洞、雲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成為中國造像藝術寶庫之中的瑰寶。此時佛教盛行的思想有般若學 、涅盤學、地論學、成實學、攝論學等。 [69]竺道生強調佛性在於每個眾生之中，關鍵在於能否“自見”，開啟了後來禪宗覺悟不離世間的先河，他“一闡提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則體現了佛教的平等觀。 [70]道教靈寶經前接上清經的教法，又借用和融匯了佛教的概念和術語，在中古道教的教義、思想、儀式等領域，佔據了主流的地位。 [67]十六國晚期出現改革道教的寇謙之，他受東晉靈寶派的影響，製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等經八十餘卷。在精義經理方面無所創新，卻明確聲稱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嚴格齋戒禮拜，使道教組織更為嚴密，道規教儀更為完備。
此一時期的三教論爭主要表現為佛教與道家、道教兩種不同思想體系的爭論。通過爭論，道教與佛教互相吸收，呈現一種互融互攝的景象。佛教對道教無論是從教規、教儀，還是從教典、教團等方面，都產生了一種示範效應，這對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處的。而道教也為佛教從印度順利移植至中國，並逐漸適應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中國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緣。 [44]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斷豐富並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產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在傳入中國時佛教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鑑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經的造作過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襲佛經之處，道教的宮觀設施、組織形式、宗教儀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鑑佛教之處。又如受“大道無形”思想的影響，早期道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後世道教“設像立教”的形式與佛教卻別無二致，正是受佛教影響使然。在宗教哲學方面，道教義理的思辨水平與佛教相比略為遜色，因此道教也積極援引佛教哲學以提升自身的理論水平。 [68]
同時，道教影響了中國藝術及科學。例如《遊仙詩》等文學，描述神仙飄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說抒發情懷。道教名士陶弘景、陸修靜均擅長神仙文學 [34]。
繪畫
南朝陸探微所畫人物肖像極其傳神。民間傳說張僧繇畫龍不敢點睛，點睛則龍會飛去。 [97]而畫論、畫史研究在此時期已建立，如南朝謝赫的《畫品》，提出繪畫品鑑的六法，而其中的“氣韻生動”說更被歷代畫評家奉為最高水準。
雕刻
永寧寺塔復原圖 [81]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著名的有云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等 [46]。石窟藝術最雄偉的是雲岡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豐滿，兩肩寬厚，衣褶線條緊貼身軀而雕，莊嚴中寓有慈祥，表現出佛的胸懷氣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態，給人以恬靜的美感。洛陽永寧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殘像最為精緻，面目傳神。隨著山水詩的出現，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開始轉變，山水景色也成為繪畫的內容。南朝還有不少以人物畫著稱的畫家，也有人在團扇上畫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的山水。南齊謝赫撰著了研究繪畫理論的《古畫品錄》，而他所總結的“六法”，已不僅限於人物畫，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歷代帝王、貴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獸等。石獸又稱避邪，由獅子造型演變而來，有驅邪、求福或昇天之含意。其中已齊武帝陵前的天祿（雙角石獸）、齊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風格承襲漢代石獸雕刻，善於利用整塊石材，以洗練的手法表現雄偉的氣勢。
書法
主詞條：南北朝書法
《鄭文公碑》（局部）
南北朝時期，書法發展呈現兩條主線：南朝承“二王”新體書風並加以深化，出現了不少書家，存世的作品以士族文人的行草尺牘為主。北朝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遊牧文化與南朝的中原文化形態截然不同，書法以刻石為主，有碑刻、摩崖、墓誌、造像、磚文等，類型極其豐富，藝術成就高。北朝碑刻即所謂的魏碑書法，結體扁方、構架緊密、方筆折角、骨力雄勁，在書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97]。著名的有《龍門二十品》《張猛龍帖》《鄭文公碑》《石門銘》等，以及眾多的墓誌銘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龍顏碑》《瘞鶴銘》等。 [45]在南北朝後期，隨著民族融合的不斷深入，南北書家之間相互學習借鑑，南北書風也不斷融合，這種書風的融合一直延續到唐代初期。 [87]
譜牒學
譜學（或叫譜牒學、家譜學）在南北朝門閥政治影響下而大盛一時。各豪族郡望為求鞏固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乃撰修家牒，以彰顯自身血統、門第及婚宦。繼家譜出現後，又有了家譜學的研究，當時便出現“統譜”“百家譜”等書籍。 [42]南齊王儉對東晉賈弼之的《姓氏簿狀》進行修補，南梁王僧孺對《百家譜》進行改定，又相繼撰成《十八州譜》《百家譜集》《東南譜集抄》等，形成王氏譜牒學。 [106]
目錄學
南梁阮孝緒撰《七錄》，其中的《記傳錄》就是史學目錄。 [106]
文字學
南梁顧野王的《玉篇》，在文字學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106]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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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由於邊疆民族內遷、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於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 [62]。
農學
北魏至東魏時農學家賈思勰面對持續的天災人禍，主張重視農業，並以齊民謀生為己任，撰寫了農書《齊民要術》，在中國或世界的農學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齊民要術》以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特別是山東地區為重點。描述當時農業生產概貌，並介紹中國傳統農業細耕和多種經營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術在內的農業科技的高超水準。 [64]這是中國農業科學第一次系統的理論表現形式，反映了當時農業發展的先進水平。 [106]
歷算
南朝宋的祖沖之出身世代熟悉天文歷算的家族，從小對天算有興趣。他平生著作豐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曆”表》《駁議》；數學方面有《綴術》《九章術義注》《重差術》。他在科學上有三大成就：一，在張衡、劉徽的基礎上，將圓周率數值精準到小數點後七位數字；二，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歲差”數值記入曆法運算中。還將閏月規則修整，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三，在機械方面，製作出指南車、千里船（即腳踏輪船）、水力運轉的水碓模，以同一原動輪帶動碓和磨作功。 [65]
北齊張子信“視差”現象的發現，是繼“歲差”之後古代天文學研究的又一偉大成果。從南朝劉宋《元嘉歷》，再到祖沖之的《大明曆》，直至北周《丙寅元歷》，曆法的計算一次比一次精確。 [106]
地理學
北魏的酈道元從小志於地理學研究。由於當時地理著作不夠完備，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際進行實地考察。然後他以《水經》為藍本，完成《水經注》。 [63]《水經注》不僅是中國古代一部地理學名著，也是一部優秀的山水文學名著。 [106]
造船
造船業在東吳的基礎上又有較大的發展。運輸、作戰用的艦船隻很多，往來於東海、南海和內地河道的船隻頻繁，大者可載重二萬斛。 [86]北魏能造盛谷二千斛的大船，由官府經營。 [105]
造紙
造紙業有了新的發展。壓光和染色是這一時期造紙技術的新成就。當時紙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紙是一種質地優良的紙張 [33]。造紙業的發達對當時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86]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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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體制
南朝
南朝的主要軍隊大致分為兩大類，即中央軍和地方軍。中央軍一部分擔任京師衛戍，稱禁衛軍，一部分屯駐京城附近的要衝之地，以保衛京城或受命出征。外軍是中央軍駐守在地方要鎮的，由當地都督府統領，所以南朝的主要軍隊通常稱中外諸軍。在軍事統御方面，一般由尚書省所屬五兵曹主管軍隊的日常工作，同時設中領軍統領京城的禁衛軍，設中護軍統率京城外宿衛軍，使之相互制約，直歸皇帝統御。由於南朝士族衰落，寒人興起，君主利用寒人掌機要，專設制局監或外監軍事機構，以侵奪中領軍和中護軍的權勢。南朝常有權臣執政，或恢復丞相以統領軍政，或任都督中外諸軍事和錄尚書事以掌握全國軍政大權，而架空皇帝。在地方，南朝軍事制度的特點是軍政合一的都督和刺史領兵制。其中的宗王出鎮制度是西晉時建立的，南朝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沿襲，由此成為南朝宗王起兵奪取皇位或叛亂的根源。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與中央抗衡。 [19] [110]
北朝
北魏彩繪騎馬武士俑，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80]
北魏的軍隊體制，由中兵、鎮戍兵、州郡兵三部分組成。中兵又稱臺軍，是北魏軍隊的主力。北魏前期，中兵多為鮮卑部落兵，主要任務是戍衛京師、出征作戰，有時也戍衛地方要鎮，是當時向四處征戰的主力。其數量很大，前期動輒十幾萬甚至數十萬人出征，大都屬於中兵部隊。北魏中兵領導體制，在前期主要是部落兵制，中兵的指揮權歸皇帝直接掌握，下設八部大人制，實為部落聯盟最高軍政領導機構。孝文帝改制後，中兵的領導體制仿效漢制，設領軍將軍一人，“總握禁旅，兵皆屬之”，權勢極大。此外，在京師四方設置關津，以東、西、南、北四中郎將各領中兵鎮守，並以護軍將軍統率四中郎將，扞衛京師。北魏中期以後，尚書省設五兵尚書，專管中外軍的日常工作。 [110]
為了防禦北邊柔然等遊牧民族的侵擾，北魏在北疆和西北疆設置鎮戍，派兵鎮守，後來鎮戍又設置於南部邊界，這些守兵即是鎮戍兵。鎮戍兵的主要任務是戍邊守土，戰時也配合中兵征戰。鎮設鎮將，戍設戍主，統率鎮戍兵，鎮將的地位相當於州刺史，戍主則常由郡太守兼任。各鎮戍領兵數不等，一般說來，一鎮有兵三、五千人。州郡兵即州郡屬下的兵，主要是為防範人民的反抗，維持地方治安而設置。 [110]
東魏、北齊的兵制，大體上沿襲北魏，只是在高歡執政時期實行夷、漢分兵制。高歡基本實行的是以鮮卑人當兵打仗、漢人務農納糧服雜役的作法。雖有少數漢人兵，但與鮮卑兵分開，單立一軍，由漢人將領統率。高歡曾在丞相府設騎兵曹、外兵曹，統率中軍和外軍。高洋代魏稱帝后，將丞相府下屬諸司合併尚書省，只留下騎兵、外兵二曹，改立為省，命親將任二省長官，掌管兵事，直歸皇帝統御。北齊時，挑選鮮卑兵中勇力超群者組成軍隊，號稱“百保鮮卑”，以加強軍隊的戰鬥力。 [110]
兵役制度
南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實行的是世兵制，或稱軍戶制。由於當時門閥士族和地方豪強勢力強大，他們在戰亂中不斷地擴充各類依附人口，侵佔國家領民。為了保證兵士的來源，從三國各政權開始，便把一部分民戶強制變為軍戶，他們不入郡縣民籍，另立軍籍，歸各軍府管轄。南朝劉宋時沈慶之伐“蠻”，前後共俘“蠻人”20餘萬，併為“營戶”，也即軍戶。北魏建國之初，主要實行部落兵制，後來也逐步實行鎮戶、府戶即軍戶制。六鎮兵民多是軍戶，經起義死亡流散之後，還有20餘萬。直到北周武帝時，還移幷州軍戶4萬戶於關中。這個時期無論南朝還是北朝，都曾間行徵兵制和募兵制，但世兵制始終是一種主要兵役制，這種兵制是為適應當時的戰亂而設置的。軍戶子弟世代為兵，兵民分離，兵士一般是終身服兵役，父兄死亡，子弟替代。他們除戰時打仗外，平時還要服各種苦役，因而兵士身份地位低賤；加之戰爭的摧殘，南朝後期世兵制逐漸衰落，募兵制興盛起來。 [110]
西魏、北周實行的是宇文泰建立的不同於魏齊的府兵制。府兵制採取拓跋氏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這是說，統兵官不論是漢人或其他族人，一律賜以鮮卑部落舊姓，其所統兵士亦從主帥改姓。又仿照拓跋氏早期八部大人制，立八柱國大將軍（實際領兵官是六柱國），各領一軍，是為六軍。各柱國大將軍領兵8000，總兵力近5萬人。府兵仍由宇文泰統領。早期府兵包括鮮卑兵、關隴軍戶、“關隴豪右”所領鄉兵，沒有一般民戶子弟。府兵另立軍籍，不編入民籍，不負擔賦役，平時半月宿衛，半月訓練，輪流服役，戰時出征。府兵制加強了官兵關係，提高了兵士的身份地位，增強了組織紀律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兵士的戰鬥力。北周武帝以後，不斷擴大徵召範圍，以補充兵源，使府兵人數至隋文帝滅陳時，激增至50萬人。府兵制是中國古代的重要軍制，為隋唐所沿襲，成為唐帝國前期強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110]
兵種
南朝
為適應長期的南北對峙的需求，立國江南的南朝利用南方河流湖泊縱橫的特點，大力發展水軍，成為中國歷史上水軍 大發展時期，在戰爭中常使用舟師數萬或十餘萬。而且由於南方軍隊作戰總是離不開江河湖泊，因而即使步兵一般也具有水軍乘船戰鬥的技術。實際上南方水軍和步兵是不可分的，水軍登陸即成步兵，步兵上船便為水師，這類事例在戰爭中常見。南朝水師中大批“拍艦”的出現，以及“拍車”在戰爭中的普遍使用，是水軍發展的一種重要標誌。“拍艦”作為水師戰艦的主要裝備，一直保留到宋代。 [110]
南朝的步兵和水兵在北方平原野戰中難於同北朝騎兵抗衡，但可以充分利用步兵攻守城鎮，以及水軍在江河湖泊中作戰的優勢，加上步、水、騎等軍聯合作戰的戰略戰術，以進行北伐或對抗北朝騎兵的南進。 [110]
北朝
北朝是中國古代騎兵大發展的階段。騎兵發展的基礎是畜牧業經濟，北魏先後有規模宏大的4個官辦畜牧場，經常儲備戰馬數十萬匹，以備軍國之用。北魏拓跋珪和拓跋燾平定中原時，常動用騎兵十幾萬，最多時達到40萬左右。一個北方政權騎兵如此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110]
騎兵大發展的另一個特點，乃是重裝甲騎兵的出現。所謂重裝甲騎兵，就是人和馬都披鐵甲的騎兵，當時稱“甲騎”或“鐵騎”。這種騎兵具有較強的防護力和集團衝擊力，在對沒有裝甲的輕騎或步兵作正面突擊時，具有相當大的威力。在漢末以來馬鎧發展的基礎上，北朝的具裝鎧已在騎兵部隊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強大的騎兵集團的快速性和衝擊力，能在野戰中帶來優勢。但在攻城略地和守衛疆土方面，顯然步兵佔有優勢，所以北朝政權穩固後的軍隊一般是建立步騎混合，而以騎兵為主的合成部隊，作為國家政權的主力軍隊。 [110]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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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等級
士庶
東晉時期，門閥士族達到極盛階段。南朝以後，雖有寒門地主稱帝，但門閥士族的特權仍得到承認。
南朝規定，高門大族的子弟二十歲登朝做官，庶族地主子弟三十歲才能試做小吏。高門大族升遷極快，短時期內就可“坐致公卿”。南朝的“清華貴重”的官職，幾乎全被高門所壟斷。他們竭力維護自己的特殊社會地位，宣揚“士庶天隔”，同庶族寒門保持著嚴格的界限，不同寒門通婚共坐。
北朝郡望示意圖 [82]
為嚴格區分士、庶，於是譜學盛行。東晉南朝時，賈弼之祖孫三代專精譜學，撰《十八州士族譜》，共七百多卷。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也都有譜學專著。譜學是吏部選官的重要依據，是維護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大多數士族地主缺乏征戰理政的才能，但也有少部分新興士族階層，在動亂時期乘勢而起，成就事業後注重自身或後人文化教育，是社會頂樑柱。
不甘心受到排擠的庶族通過各種途徑登上政治舞臺。南朝的開國皇帝，就都是通過領兵打仗、控制軍權而上升起來的庶族。
寒人掌機要
由於士族缺乏辦事能力，皇帝又怕他們難以控制，所以南朝時以寒人典掌機要，處理政務。
東漢時政事歸臺閣，曹魏時權力集中到中書監、中書令手中，南朝時權力又集中到中書通事舍人手中。通事舍人不僅替皇帝起草詔令，又掌管政令，成為天子身邊的實權職務。權力移歸近臣，反映了皇權的加強，也反映士族已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
南朝時，寒人擔任的另一要職是典籤。南朝君主鑑於東晉方鎮勢強，威脅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為州鎮軍政長官，以寒人為典籤進行控制。典籤職微權重，州鎮要事，須典籤簽署方能實行。典籤每年數次回京向皇帝報告，所謂“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口”。因此，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籤，故又有“諸州惟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之語。 [88]
部曲佃客
部曲、佃客是世家豪族控制的依附人口的主要部分，奴隸則是他們的私產。
部曲原來的主要任務是作戰，但隨著南方戰事的減少，越來越多的部曲被用於生產。梁張孝秀“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就是典型的例證。
佃客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依官品賜給的，一部分是私自招誘的。東晉、南朝的給客制規定：第一、二品官佃客無過四十戶，以下每品遞減五戶，至第九品佔五戶。此外還有典計、衣食客等。這一部分佃客無獨立戶籍，而是登記在官僚地主的戶籍上。他們不給國家交租調，服力役；而交納百分之五十的地租給官僚地主。當時，“南北權豪，競招遊食”，私招的佃客很多。
部曲、佃客為世家豪族世代佔有，不經“自贖”或“放遣”，是不能獲得自由的。他們實際上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世襲農奴。東晉南朝時，世家豪族都有大批的奴隸，政府毫不限制。農民破產自賣或在流亡中被掠，是奴婢的主要來源。他們是地主的私產，因而可以抵押或買賣。為了防止逃亡，奴隸都被“黥面”。
南朝時，奴殺主人以及逃亡、暴動的事多有記載。在奴隸們的反抗鬥爭之下，統治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糜喃為客”“發奴為兵”等手段，使大量的奴隸轉化為地主的佃客和國家的士兵。
服飾特徵
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服裝史的大變動時期，這個時候因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來住，胡服便成了當時時髦的服裝。緊身、圓領、開叉就是胡服的特點。
男服服飾
禮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禮服祭服，仍只有一種，與漢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異。
平冕服：各級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紋，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等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等七章，天子用刺繡文，公卿用織成文。
北周冕服：北周武帝漢化政策相成功，大力推行中國古代的周禮之制，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據周禮而定。
委貌冠服：為公卿行卿射禮之禮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緣為領袖。
朝服：同於漢代，天子與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來區別，亦都有五色朝服，不過漢代平時常朝以皂朝服、絳服為多，而魏晉南北朝則以絳朝服為主。
通天冠服：魏晉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禮服。著絳紗袍，皂緣中衣，黑鞋。
遠遊冠服：為皇太子及諸王所服，著朱衣，絳紗袍，皂緣白紗中衣，白曲領。
百官冠服：以絳紗為主。但陳制較複雜，百官位高者以朱衣為朝服，位卑者，則以皂衣為朝服，皂白紗緣中單。
品色衣：天台近侍及宿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錦綺饋繡，名曰品色衣。
常衣：主要是褲褶服，用途非常廣，可以做朝服、軍服、便服、從貴族到庶民均用到它。
女服服飾
皇后謁廟服：是女性官服中，最隆重的禮服，也是皇后的嫁服。
入廟佐祭服：為妃、嬪、命婦之祭服。在晉及南朝宋、陳均為皂上皂下。
親蠶服：為皇后行親蠶禮之禮服，均為青上縹下。
助蠶服：為妃、嬪、命婦助皇后行親蠶禮之禮服，在晉及南朝陳為縹上縹下。南朝宋為青上青下。
朝服：以上三朝均以為女性之朝服。
比周禮服：女性官服與男性官服同樣，非常複雜，用色亦多，與前述朝代大不相同。
兵戶吏戶
東晉、南朝時期，廣大人民的身份日益低落，許多人淪為世襲的農奴，除了部曲、佃客外，還有屬於官府控制的兵戶、吏戶和百工戶等。
晉、南朝繼承了三國以來的世兵制，兵戶世代當兵，受壓迫極重。兵戶除服兵役外，還要耕田紡織，向國家交納租調。兵戶的地位比自耕農低，甚至比佃客還要低。
東晉、南朝的地方機構和中央官府都擁有一定數量的吏，少者數十，多者成千上萬。地位低的文武吏，被迫為官府服各種雜役，耕種官田，在官府手工作坊中進行生產，他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格外沉重。吏的來源，大多是來自“吏門”。這種吏戶是世襲的，非經官府放免，不能免役。
南朝時，百工即各類手工業者很缺，故官府對他們的控制極嚴。貴族、官僚私佔百工戶往往受到懲治。百工戶從民間徵調到官府作坊後，與配到作坊裡的刑徒為伍，終年勞作，世代相襲，社會地位卑下，處境是同樣悲慘的。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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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麗墓葬中的女媧形象 [93]
南北朝時，位於今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又稱高麗）政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更加密切，每年都有經常性的使節往來。在此期間，高句麗一面稱臣納貢於北朝，以保證了遼東地區的和平；一方面結托南朝，使其能利用南北對峙的局面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增強保障。北朝和南朝都對高句麗有所冊封，這使其在對周邊民族和政權的征戰中擁有了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優勢，得以在遷都平壤後逐步確立對百濟、新羅的戰略優勢，基本控制了朝鮮半島北部。 [93]
高句麗崇信儒家思想，在平壤設立太學，學習儒家經典。後來，佛教也傳入高句麗併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位於今吉林省集安市的丸都山城遺址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風水”理念。在丸都山城附近，還有大量與中原壁畫題材相似的出行、戰爭、狩獵、宴飲以及涉及佛教題材的飛天、菩薩等壁畫，體現出中原王朝對高句麗的文化影響。 [93]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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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出使南朝的百濟使者回國不僅帶回《涅盤經》和《毛詩》，而且還有工匠和畫師。朝鮮東海岸曾出土過一些花紋磚，和南京出土的齊梁時代的磚的蓮花、纏枝紋等風格相同。朝鮮忠濟南道公州郡宋山裡古墓出土的“梁瓦官為師矣”銘文的蓮花紋磚，說明當時百濟引進南朝工匠及其工藝技術的事實。此外，中國的史書以及陰陽五行、醫藥等，都在這一時期傳入朝鮮，對朝鮮的科技文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86]
孫吳至南朝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了各種紋飾的銅鏡和透雕的金飾件。同時，有不少中國人經過朝鮮半島移居日本，其中就有製陶匠和縫衣匠，他們的移居促進了日本手工業技術的發展。據日本文獻記載，近年日本考古發現了一些具有中國南方風格的陶器（如鐘形器、五聯罐、盤口壺等）。在一些古墓周圍發現的埴輪陶俑，其服飾和南朝陶俑相同。 [86]
西亞
漢代開始的“絲綢之路”在南朝時仍然暢通，同時由於航海業的發展，與西域、西亞各國又開通了海路交往。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和大同元年（535年），波斯國王派使節到建康訪問。這些交流帶來了西方的玻璃製造技術。《南史》記載，大秦國曾遣使由海道至建康贈送各種琉璃（即玻璃），數年後一琉璃工人來，煉石為水晶，並傳其術。說明此時中國已經學會了玻璃製法。 [86]
南亞
南朝時，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中國互有來往。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笈多王月愛（應為新日王鳩摩羅·笈多一世）遣使到建康訪問。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笈多王朝又遣使訪問建康。此後梁、陳期間，也都有使節來訪。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國王又遣使至建康贈送象牙佛像。此後，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及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都有使節來訪。 [86]
這一時期，中國和印巴次大陸的佛法交流非常頻繁，既有許多中國人西行求法，也有許多印巴次大陸的僧人來中國從事譯經和傳經。大量的印度佛經被譯為漢文，印度的不少藥方也隨東來僧人傳入中國。 [86]
東南亞
航海業的發展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科技文化交流。六朝時，不少文入學士遷往交趾一帶居住，對傳播中國科技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的建築、造紙和紡織等技術傳人越南。扶南國、佔婆國（今越南中部）也多次派遣使節來中國訪問並贈送禮物，南朝朝廷也回贈了很多禮品。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