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清(第3頁)

 同時，商業資本進入生產領域。 [94]隨著商業的發展，形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 [95]。

 清《盛世滋生圖》

 金融

 高利貸典當業的發展：康、雍、乾三朝時期，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高利貸業十分活躍。其計息方法，有以年計的，有月計的有以日計的而以月計者為名數。利息多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兩銀子，月息三分或五分。雖有低於三分者，但很少，有的高達九分，還有加一（10%）加二（20%）加三（30%）者。據不完全統計，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國共有7355家當鋪乾隆十八年（1753年）猛增至家，增加了將近一倍半。 [263]其增長速度是很快的，反映了這一時期高利貸典當業的發展相當迅速。還有一種特殊的高利貸，即清廷的生息銀兩，由國庫撥出一定數量的銀兩交內務府或各鎮、各省營運，以獲得的利息解決低層官員的經濟困難等。這種生息銀兩始於康熙朝，至乾隆朝則逐步收縮，嘉慶年間再度活躍，直至鴉片戰爭後仍然存在。康熙四十二年，聖祖親自批准借給兩淮鹽商100萬銀兩年息為10%。 [264]雍正元年（1723年）撥出90萬銀兩生息，月息“按一分生息”。 [265]這種生息銀兩與民間的高利貸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只不過利息稍低一些而已。其月息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一分、二分為多數。清廷將生息銀兩投放市場，擴大了高利貸資金和高利貸市場，推動了高利貸業的發展。

 印局、錢莊和賬局的出現：隨著高利貸業的發展，一種專門經營高利貸的信用組織——印局出現了。約在明天啟年間，北京已有關於印局的記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兩江地區已出現專放高利貸的組織印局。清代中期以後，各主要商業城市都出現了印局。其利息較一般高利貸要高，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明代晚期，白銀與銅錢並用，因而出現了經營兌換業務的信用組織，開始是擺攤，稱錢桌或錢攤，後來出現以門面經營，稱錢莊、錢鋪兌店。到清代，錢莊的職能逐漸擴大，除兌換業務外，還經營放債與存款錢莊盛行於江南，以漢口、上海為中心，紹興幫的勢力最強。與錢莊職能似的信用組織北方稱之為“賬局”。第一個賬局是山西商人王廷榮出資金千萬兩在張家口開設的“祥發永”。山西商人在北京、張家口經營的賬局最多，僅北京城鴉片戰爭前就有百餘家賬局，本銀在一千數百萬兩。賬局的借款對象，一為工商店鋪，二為印局、典鋪、錢鋪，三為官吏和蒙古貴族。它為工商業融通資本，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266]

 票號的出現：雖然明代民間已有“會票”即匯票一類流通，但經營匯兌業務的信用組織票號的出現是在清代。由於票號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裡，因此又稱“山西票號”。山西票號的分號，分佈在全國90多個城鎮，有400多莊，當時號稱“匯通天下”。在銀行出現以前，“全恃此以為匯兌”。票號的利息，存款一般為月息三至四釐，放款為月息七至八釐，較低的為五釐，較高的為一分。其服務對象為錢莊、當鋪和一般的工商業者，並對清廷提供信用，緩解了國家財政危機。從票號資金來源、服務對象及其職能來看，基本上仍屬於封建主義的生息資本，但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長途販運和大區域之間的經濟交流，推動了全國性市場的出現，也為近代銀行的出現，從人才、管理制度和經驗的積累方面，提供了條件。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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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升昌票號發行的憑票

 貨幣

 清朝貨幣大體上採銀兩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鴉片戰爭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幣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幣則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幣，到1853年咸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幣，以穩定清朝經濟。 [96]

 賦役

 主詞條：丁銀、固定丁銀、攤丁入畝、廢除匠籍、養廉銀、耗羨歸公、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出旗為民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賦役制度，儘管屢經調整，但由於積弊已久，仍十分繁雜而混亂。康熙五十一年（1712），決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 [97]，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數2462萬餘丁，丁銀335萬餘兩為定額，以後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徵丁銀。雍正元年（1723）直隸總督李維鈞請求將丁銀攤入田糧中徵收，得到朝廷的允許。以雍正元年逐步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長期以來的賦稅不均的情況，有利於調動勞動人民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規模地蠲免田賦和漕糧，以及各省的積欠，並於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輪免各省的額賦和錢糧一年。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蠲免賦稅的政策，儘管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所採取的緩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對於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來說，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一些負擔，使他們得以安心於生產而免遭顛沛流離之苦。

 財政

 平定三藩後，地丁銀年收入二千六百萬至二千八百餘萬兩，留存地方支用約八百三十餘萬兩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財政收入近三千萬兩。由於財政收入稅制的確立和各項稅法的日趨完善，清朝的財政收入大於支出，戶部庫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至七千八百萬兩，清朝的財政收入以進入最佳的鼎盛時期。 [98]（也有說法認為1777年接近8200萬兩，是為有清一代的最高紀錄）嘉慶初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成為清朝財政的轉折點。1804年平定白蓮教之後，清朝又迎來了和平時期。在接下來的16年間，內地和邊疆均未發生大規模戰事。令人訝異的是，戶部盈餘量並沒有因此發生反彈，在本週期的大部分年份，盈餘量一直維持在2000—3000萬兩之間。

 但是，一旦朝廷用兵邊陲或平定內亂，軍費急劇增加，其現金儲備會大幅下降。但歷次邊陲用兵並未導致清政府提高田賦稅率或新設捐稅以增加國庫收入。

 土地

 主詞條：更名田、一田二主

 文化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清朝文化

 小說

 主詞條：清代小說、《紅樓夢》

 清朝小說是中國古代創作和傳播的高峰時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綠園的《歧路燈》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99]

 吳敬梓（1701—1754）是清代小說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我國著名古典長篇小說。全書以整個封建社會為批判對象，以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為中心，通過對他們生活和心靈的描繪與剖析，勾畫了形形色色的“儒林”眾生相。 [259]

 此外還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邦額的《夜譚隨錄》、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等志怪鬼神小說。 [100]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

 清朝末期，譴責小說的登場，給這個時期的小說增添了光彩。代表作為《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譴責小說進一點擴大了題材的範圍，描寫以官場為主，而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101]

 清代小說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展示了社會生活的萬千氣象。例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 [102]《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匡超人、馬二先生等。和明代小說比較起來，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於生活，縮短了和讀者的距離。

 《紅樓夢》塑造的林黛玉形象

 詩詞

 主詞條：清代詩、清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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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詩是唐宋之後又一個重要時期，流派紛呈，詩學主張也多樣，有其不可忽視的藝術價值。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是富有反抗精神的。 [103]最著名的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稱“江左三大家”。生活於乾隆後期和嘉慶時期的著名詩人有張問陶，他的七言律絕，佳句絡繹。張問陶也好談“性靈”，贊成袁枚論詩主張，可以算是“性靈派”的詩人，張問陶與袁枚、趙翼並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 [104]

 被成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產生於戊戌變法前後，其代表有黃遵憲的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105]

 清代詩詞大家厲鶚 [272]

 清詞號稱“中興”，僅順康兩朝，詞人就達到2500多人、詞作餘首，遠超前面任何一個朝代，尤其是相較於詞學衰微的元、明兩代。到了康熙時期，清詞第一次展示了其驕人的創作成績，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徵，在唐五代、兩宋詞外別立一罈。 [260]出現王士禛、陳維崧、朱彝尊、顧貞觀、厲鶚、納蘭性德等重要詞人。朱彝尊、陳維崧和納蘭性德，他們在整個詞史上的地位雖評價各異，褒貶不一，但其康熙詞壇大家”的地位，幾無人撼動，尤其是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其“學南宋，尚醇雅”的理論，引領有清一代詞壇創作風氣之先。 [260]清詞進入鼎盛時期。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並稱“晚清四詞人”。綜觀清詞的顯著成就，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第二，立論高；第三，功夫細。

 陳維崧

 朱彝尊

 吳偉業

 納蘭性德

 戲劇

 主詞條：長生殿、桃花扇

 中國戲曲發展至清代乾隆年間，地方戲似雨後春筍，紛紛出現，蓬勃發展。崑腔經過魏良輔，李玉等劇作家的改進，執劇壇牛耳者已明顯歸於崑曲大宗。經過“花雅之爭”，雅部崑曲最終衰落下來。

 京劇之名始見於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系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 [106]

 徽班進京

 散文

 主詞條：桐城派

 繪畫

 清代的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在藝術形式上翻新出奇，並湧現出諸多不同風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濤的山水花鳥畫，中期的“揚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吳昌碩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均對後人有很大影響。

 郎世寧《百駿圖》（局部）

 篆刻

 主詞條：明清篆刻

 清代金石學盛行，以及歷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不少學者致力於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蒐集、研究、著述和流播，因而擴大了篆刻家的視野。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為前所未有，代表人物有：趙之謙、吳昌碩、厲良玉、齊白石等。 [271]

 學術

 主詞條：考據學、乾嘉學派

 在學術上，清朝時期最興盛的是考據學。考據學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小異。 [107]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 [108]

 哲學

 主詞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戴震、顏元、曾國藩

 新學

 主詞條：西學東漸、海國圖志、資政新篇

 史學

 主詞條：章學誠、續三通、清三通、明史

 在考據學風的影響下，對古史的考訂、補撰以及金石史料的蒐集蔚成風氣，出現各種史學著作。惠棟有《後漢書補註》24卷；錢大昕有《兩漢書辨疑》40卷、《三國志辨疑》3卷、《後漢書補表》8卷、《補續漢書藝文志》2卷、《嘉定金石文字記》4卷；梁玉繩有《史記志疑》36卷；崔述有《考信錄》一書；杭世駿有《史記考證》《三國志補註》《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等；謝啟昆有《西魏書》24卷；沈欽韓有《左傳補註》12卷、《左氏地理補註》12卷、《兩漢書疏證》74卷等；雷學淇有《考定竹書紀年》14卷；洪亮吉有《四史發伏》12卷、《三國疆域志》2卷、《東晉疆域志》4卷、《十六國疆域志》16卷、《西夏國志》16卷等；畢沅組織編撰《續資治通鑑》等。史學考訂、補輯工作，是對中國曆代史書的一次全面清理和總結，為後人治史開拓了道路，最有成就者當推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三人。王鳴盛除《十七史商榷》外另有《蛾術編》，屬以考證為主的學術著作，以論經義、史地、小學為主，旁及制度、名物、人物、文字、詩文、碑刻等，內容十分豐富，其中《說地》《說制》《說人》《說物》四類38卷尤為精闢；錢大昕除《廿二史考異》外還參與過《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等官書的纂修。對於史學之又一貢獻是在元史學，有《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藝文志》4卷，他有志於重修一部元史，已成《元史稿》100卷，不幸散佚；趙翼除《廿二史劄記》外尚有《皇朝武功紀盛》4卷、《陔餘叢考》43卷、《詹曝雜記》6卷。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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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修本朝史和邊疆底定的形勢影響下，出現了一批研究撰寫本朝史和邊疆史的學者，他們的學術成就對晚清學術風氣有重要影響。趙翼的《皇朝武功紀盛》，即以紀事本末的體裁，記述了聖祖、高宗兩朝平定三藩平定朔漠，平定準噶爾及平定緬甸、兩金川臺灣、廓爾喀等重大史事，頗有史料價值；蔣良騏以供奉史館之便，編寫《東華錄》32卷，記清代前期五帝六朝史事，取材以實錄、題本為主，因其成書在清廷修改實錄之前，故保存了許多重要的原始資料；陸耀輯撰有《皇朝藩部要略》18卷《西域釋地》1卷《西陲要略》4卷及《新疆識略》等；徐松博極群書，因事戍伊犁，“自出關以來，於南北兩路，壯遊殆遍。每有所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寫成《西域水道記》5卷。以上既為清朝的當代史，又與邊疆的鞏固與開發有關，由此形成史學研究注重當代史和邊疆史的特點。 [261]

 在史學理論方面，章學誠的史學理論貢獻。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巖。其學說要點：一是將史籍分為“著述”和“比類”兩部分。他說：“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所謂著述，即指自成一家的獨斷之學；所謂比類，即指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纂輯。基於這種見解，他贊成著述成家，提倡撰寫通史二是標舉“史意”，提倡“史德”。所謂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圖和宗旨，所謂史德，即在劉知幾史學“三長’（才、學、識）理論基礎上，再倡“史德”之說。三是史學總體觀念。他說：“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這是將不同的史籍視為相互聯繫的總體來看待，統稱為“史”。正是在這種總體觀的指導下，他特別重視州縣方誌的編纂，因而導在州縣建立志科，為修國史積累資料。其次是修志實踐。章學誠未入過國史館，其一生的修史實踐主要是在地方誌的纂修上，經他纂修的有《天門縣誌》《和州志》《永清縣誌》《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在修志活動中章學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如志乃史體，應國史所取材，重視史表的作用，史書應該有圖，方誌應該立“三書”之體例（即志、掌故、文徵各成一書）以解決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等等。這是他在修志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還高揚“六經皆史”之說，不趨從於考據學風，敢於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 [261]

 章學誠

 文字獄

 主詞條：清代文字獄

 清初和中期，統治者屢興文字獄。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 [109]。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 [110]

 科技

 播報

 編輯

 醫學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鑑》九十卷，徵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臟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臟的解剖研究，繪製成《親見改正臟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中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111]

 地理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 [112]。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裡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中國的新疆地區。 [113]

 農學

 清代的農書約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兩朝為繁盛。有《欽定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 [113]其中大型綜合性農書《欽定授時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弘曆召集一班文人編纂的。全書規模比《農政全書》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書，各省大都有復刻，流傳很廣。

 數學

 主詞條：王錫闡、梅文鼎、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

 水利

 主詞條：靳輔、于成龍、陳潢

 建築

 主詞條：暢春園、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頤和園、布達拉宮、雍和宮、清東陵、清西陵、樣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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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皇帝熱愛修建園林，數三山五園最為著名。北京西郊的圓明園也是十分奢華，圓明園擁有150多座精美的宮殿、臺閣、寶塔等建築。前後經歷一百五十餘年，耗費白銀約二億兩。改建之外，除在緊東鄰新建了長春園，在東南鄰併入了萬春園。圓明三園的格局基本形成。嘉慶對綺春園進行修繕和拓建，使之成為主要園居場所之一。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文物被劫掠。

 頤和園

 鐵路

 清朝末年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鉅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了坡度，降低了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京張鐵路是中國人利用自己的技術力量修成的。

 民族

 播報

 編輯

 華夷之辨

 通過《大義覺迷錄》和《清帝遜位詔書》可以看出清朝為實現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這一過程，既讓滿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轉變，同時以“華夷一家”為核心的“中華大義”還進一步演變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諸民族等“非漢世界”認同“大中華”價值的共同依據，為實現文化和疆域意義上的“中華”最大化，做出了貢獻。中國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理念衝擊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發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回應等事實，既彰顯了清朝內部凝聚之功。這兩份首尾呼應的歷史性文獻，構成了嗣後中國政府表達國家主權和領土訴求的主要法理依據。 [114]

 首崇滿洲

 作為統治族群和八旗軍隊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滿人尤其被視為國家根本、朝廷柱石。滿洲將士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後平三藩、滅回部等戰役中立下汗馬功勞。故終清一代，“首崇滿洲”（又稱“滿洲根本” [115]）是清朝的既定國策。 [20] [82]清朝時期，滿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領域主要享有一下幾類特權：

 特權

 方面

 內容

 教育

 清廷為宗室子弟特設宗學；覺羅子弟有覺羅學；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宮官學等八旗官學；內務府子弟有景山官學等 [115-116]；

 律法

 清代滿漢（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犯充軍、流刑罪者有免發遣以枷號代替的特權。此外，旗人司法權也獨立於民人之外。如駐防旗人觸法不歸當地督撫管制，而由該地區駐防將軍、都統負責。京旗子弟由步軍都統衙門處理、宗室則由宗人府全權裁決。

 待遇

 清廷分撥滿洲子弟以旗地，免賦稅。旗地受國家保護，不得私自買賣 [117]。除了旗地之外，清廷還負責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滿洲子弟未成年者有養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資 [118]。

 居住

 清廷在全國各處八旗駐防地均設置“滿城”供兵丁居住，漢人不得隨意出入滿城。

 首崇滿洲政策和給旗人寄養的特權，使滿人的風俗從騎射民族的勤儉樸實變為奢華糜廢 [119-120]。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民國建立，“首崇滿洲”之國策也隨之壽終正寢。

 漢族政策

 科舉優待

 清政府尊崇儒學，按歷代漢族王朝傳統開設科舉，從中選拔士人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另外科舉考試中還制定了滿不點元、旗人不列鼎甲等防止旗人參加科舉考試與漢人競爭的優待政策，在此政策下，終清一朝，除開朝滿漢分榜時期有兩位滿人狀元外，狀元這一最高殊榮全部給了漢人。

 袁世凱

 奕欣

 關天培

 左宗棠

 李鴻章

 曾紀澤

 譚嗣同

 張之洞

 康有為

 林則徐

 奕匡

 榮祿

 丁汝昌

 載灃

 徐世昌

 劉坤一

 盛宣懷

 劉永福

 岑春煊

 曾國藩

 僧格林沁

 鄧世昌

 劉銘傳

 重用漢官

 清朝為奪取和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除起用范文程等人外，在入關過程中先後招降了前明漢族重臣還有洪承疇，將領吳三桂、李成棟、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後因其叛亂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個主要的藩王，被稱為平三藩。帶兵收復臺灣的施琅也是漢族前明軍官。

 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國及洋務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甲午戰爭後清廷實行新式練軍，亦以漢族官兵為主。其中如袁世凱、留學普魯士學習軍事的段祺瑞、馮國璋、留學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併成為後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髮易服

 滿族在關外已然推行“剃髮易服”政策。對被征服的漢人一律強令改變髮式、更換服裝，投降的明朝將士也必須剃髮易服，作為臣服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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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兵入關時曾頒發“剃髮令”，因引起漢人的不滿和反抗，於是公開廢除此令。1645年，清兵進軍江南後攝政王多爾袞提出重新頒發“剃髮令”。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髮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麼逃到海外，要麼遁入空門，帶髮修行 [121-122]。一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後才剪辮。

 外國人眼中的剃頭風景

 蒙古政策

 清朝對內蒙古實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聯姻來籠絡蒙古各部首領，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領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分而治之的“扎薩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這種制度，原蒙古各部稱為盟，是內蒙古地區最基本的行政單位，旗設旗長，即“札薩克”，為世襲之職位。旗下設佐、什，受旗長管制。若干相鄰的旗為一盟，盟有盟長，由清廷中央直接任命。盟為監察區，不屬行政單位。當時主要有哲里木、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對清廷中央負責，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內蒙古地區設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和綏遠副將軍，率軍駐防要地，以加強軍事控制。

 清朝統一了蒙古各部後，對蒙古的統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為朔方邊患的勢力，又要籠絡其奴隸主們統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為清廷統治全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和帝國北部疆域不設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廣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維護了蒙古地區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對西藏管轄的舉措是冊封制度、駐藏大臣和金瓶掣籤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達賴來京朝賀，順治帝隆重接待並正式冊封他為“達賴喇嘛”；後來，康熙帝又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並賜以冊印；從此，“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稱號正式固定下來，以後歷世達賴和班禪都必須經過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定製。

 五世達賴見順治帝

 1727年，雍正帝在西藏設駐藏大臣，辦理西藏事務；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與達賴和班禪共同管理西藏；駐藏大臣的設置，標誌著中央政府對西藏管轄的加強。乾隆年間。清廷陸續頒佈《西藏善後章程》和《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確定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處理政務的平等地位，鞏固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清廷在西藏改革烏拉、租賦、錢法、貿易制度；活躍民族貿易；創報、興學、發展農牧工礦業和加強交通、郵電事業的開發等。

 清朝還設置了金瓶掣籤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達賴、班禪轉世的監督和任授權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體制，確立系統治藏法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金奔巴瓶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制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並承擔賦役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詔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但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 [123]。

 康雍乾時期，國力強盛，中央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選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務，“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制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

 回族政策

 清代是歷史上回族反抗統治者最頻繁的一個朝代，回民起義“從清朝初年繼續到它的覆滅的那一天，方告停止” [124]。回族人反抗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清朝推行歧視回族的法律法規，是引發回族起而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清政府對穆斯林，由歧視而壓迫，清律上有若干條文，對穆斯林之犯罪者，特別加重處罪。” [125]“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回族）的嚴厲的法律，使得回族人在一些情況下所受處罰比同類案件中的漢族人要重得多” [126]。

 清廷一方面“回人久隸編，即與百姓元異” [127]，“回豈非民乎” [128]針對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適用於回族，另一方面又誣稱“回民獷悍成習，結黨為匪，僅照常辦理不足示懲” [129]。實際生活中，官府欺壓回民的事屢見不鮮，一些漢族士大夫也頗有感慨，向來地方官偏袒漢民，只要是爭訟鬥毆，無論曲直，都是抑壓回民 [130]。

 外交

 播報

 編輯

 外交機構

 主詞條：理藩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

 中西交流

 主詞條：西學東漸、東學西漸、中國禮儀之爭、鴉片貿易

 中俄關系

 主詞條：雅克薩之戰、《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東北軍民抗擊沙俄入侵之戰、外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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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邊關係

 主詞條：朝鮮王朝、江戶時代、貢榜王朝、鎖國令

 簽訂條約

 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平等條約

 條約名稱

 時間

 國家

 內容

 尼布楚條約

 1689年

 中俄

 劃定中俄東段邊界

 布連斯奇條約

 1727年

 中俄

 劃定中俄中段邊界

 恰克圖條約

 1728年

 中俄

 劃定中俄中段邊界

 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

 1909年

 中日，日代韓

 明確中國對間島（吉林延邊）的領土主權，中韓以圖們江為界

 近代清政府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覽

 條約名稱

 中方簽約人

 失地

 賠款

 時間

 中英廣州和約

 餘保純

 —

 六百七十萬兩

 1841年5月27日

 中英南京條約（舊稱江寧條約）

 耆英，伊里布

 香港島

 二千一百萬圓

 1842年8月29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耆英

 —

 六百七十萬兩

 1843年7月22日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耆英

 —

 —

 1844年7月3日

 中英虎門條約

 耆英

 —

 —

 1844年10月24日

 中法黃埔條約

 耆英

 —

 —

 1844年10月24日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

 麟桂

 上海租界

 —

 1854年7月5日

 中俄璦琿條約

 奕山

 60萬平方公里

 （黑龍江以北）

 —

 1858年5月28日

 中俄天津條約

 桂良，花沙納

 —

 —

 1858年6月13日

 中美天津條約

 桂良，花沙納

 —

 —

 1858年6月18日

 中英天津條約

 桂良，花沙納

 —

 四百萬兩

 1858年6月26日

 中法天津條約

 桂良，花沙納

 —

 二百萬兩

 1858年6月27日

 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

 桂良

 —

 —

 1858年11月8日

 中英北京條約

 奕?

 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

 一千叄百萬兩

 1860年10月24日

 中法北京條約

 奕?

 —

 八百萬兩

 1860年10月25日

 中俄北京條約

 奕?

 40萬平方公里

 （烏蘇里江以東，含庫頁島）

 —

 1860年11月4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明誼

 44萬平方公里

 （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

 —

 1864年10月7日

 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

 蒲安臣

 —

 —

 1868年7月28日

 中日修好條規

 李鴻章

 —

 —

 1871年8月13日

 中日北京專條

 奕?

 —

 五十萬兩

 1874年10月31日

 中英煙臺條約

 李鴻章

 —

 二十萬兩

 1876年9月13日

 中俄伊犁條約

 曾紀澤

 7萬平方公里

 九百萬盧布

 1881年2月24日

 中法會議簡明條款

 李鴻章

 —

 —

 1884年11月5日

 中日天津條約

 李鴻章

 —

 —

 1885年4月18日

 中法會訂越南條約

 李鴻章

 —

 —

 1885年6月9日

 中英煙臺條約續增條約

 桂良

 —

 —

 1885年6月9日

 中葡北京條約

 奕匡

 —

 —

 1887年12月1日

 中英會議藏印條約

 升泰

 —

 —

 1890年3月17日

 中美華工條約

 楊儒

 —

 —

 1894年3月7日

 中日馬關條約

 李鴻章

 3.6萬平方公里

 （臺灣及澎湖列島）

 二億兩

 1895年4月7日

 中日遼南條約

 李鴻章

 贖回遼東半島

 叄千萬兩

 1895年11月8日

 中俄密約

 李鴻章

 —

 —

 1896年6月3日

 中德膠澳租借條約

 李鴻章

 —

 —

 1896年6月3日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李鴻章

 新界

 （租借九十九年）

 —

 1898年6月9日

 辛丑條約

 李鴻章

 —

 十億兩，實際賠付約60%

 1901年9月7日

 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唐紹儀

 —

 —

 1904年7月9日

 中日滿州善後條約

 又稱《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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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匡

 瞿鴻禨

 袁世凱

 —

 —

 1905年12月22日

 中俄滿洲里界約

 宋小濂

 1400平方公里

 （額爾古納河北部）

 —

 1911年12月20日

 社會

 播報

 編輯

 節慶

 清代的歲時節日風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風俗。農曆正月初一是元旦，又稱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慶祝活動一般要持續數日，清人的記載多為“交賀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無虛日”之類的語言。大致來說，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高潮。元旦風俗豐富多采，是大型的綜合性節日。上元節往往要持續數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從十四日到十六日，歡慶三天，南方的時間要長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長的時間。當然也有些貧瘠地區，只是一兩天。清明與端午清代的清明節是一個較大的節日，全國普遍舉行。 [131]此外，清代還有填倉、龍頭、春社、文昌會、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貺、重陽等重要歲時節日。 [132]

 宗族

 宗族法規維護社會秩序，受到朝廷歡迎。宗族為更好地行使權力，管好族人，往往請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則批准祠規，承認祠堂族長的審判權、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過清朝並不是予以宗族法規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長依據家法處死族人問題上，乾隆帝認為是“鄉曲之累”， [133]採取反對態度。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譜，族譜又稱家譜、家乘、宗譜等。雍正朝以後，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廣東、江西等省曾大規模地推行族正制。 [134]

 學校

 清代的學校與科舉，大體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內容上有所損益，措施上更為周密。清代由政府管轄的學校，共有兩級，即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中央官學主要指京師的國子監，包括附屬於國子監的算學、八旗官學。另外，還有中央政府為皇室貴族設立的宗學、覺羅學等。地方官學主要指府、州、縣學，這些學校只有規模大小的區分，而無程度等級的差異。除此而外，社會上還有書院、社學、私塾等，這些雖不包括在正規的學校制度內，但在培養人才、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35]

 服飾

 清代時期，服飾皆以滿族的旗裝為主，旗裝外輪廓成長方形，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馬褂，其造型完整嚴謹，形象莊嚴肅穆。

 人口

 清朝的人口數也是歷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末，已達到三億以上，道光時突破四億。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