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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堂之上的較量並非只有派系之爭，政治素養越高的官僚越不會看重門戶之別，他們注重的是權力格局。

 這裡舉幾個例子簡單說明一下。

 明帝國的政治權力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皇權、閣權（也可稱為相權）以及官權，這三類權力需要維持平衡才能保證體制的正常運行，其中任意一方若是具備了壓倒性優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皇權過大的典型代表是朱重八。

 他搞了幾個大案，又殺了很多官員，連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都沒放過，無非是想消滅所有能夠威脅皇權的勢力。

 可結果呢？他的好皇孫才當了幾年皇帝？

 閣權過大的代表人物是張居正。

 他為了統一思想搞改革，下令取消民間書院，最後反倒弄出個“東林黨”這種龐然大物，從此朝野內外的思想再也沒有統一過。

 到了崇禎年間臣權空前強大，皇權都出不了京城，閣權約等於零，政權也就亡了。

 簡而言之就是二必須大於一，任意兩方聯合要能壓制住第三方，體制才能保持穩定。

 葉向高的聲望早已升無可升，也執掌過帝國的最高權柄，哪兒還有什麼個人的政治訴求。

 他之所以重新出山不是為了把東林黨做大做強，而是為了重新構建起一加一大於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必須拉攏代表皇權的內廷。

 所有能影響內廷的人都是他要團結的對象，只不過他本不想這麼早就與周寧產生瓜葛，給弟子寫信頗有點逼不得已的味道。

 眼下國事蜩螗、邊患愈盛，葉向高連具體的事務都應付不過來，又何來多餘的精力調整權力格局。

 他只能像個裱糊匠一樣，這裡塗一塗，那裡抹一抹，先把漏風的地方堵住。

 咱們轉回頭再來說孫承宗。

 他的辦法很簡單：借巡視山海關的機會，召當事人來面談。

 於是在八月初的某一天，周寧趕到了山海關的驛館，單獨向孫承宗做了一次工作彙報。

 工作彙報主要涉及了三方面內容，一是防禦工事的建造情況，二是葛家堡之戰的過程，三是建議朝廷在遼東推廣土豆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