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唐(第2頁)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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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範圍
主詞條：唐朝疆域
前期
因致力於“拓境為大”，唐朝前期的疆域拓展明顯，唐朝在邊疆各地廣置羈縻府州進行管理。隋末，東突厥勢力發展迅速。貞觀四年（630年）唐朝出兵擊敗東突厥，取得陰山以北至大漠的廣大地區。唐朝又攻滅漠北的薛延陀，於其舊地設安北都護府（今蒙古國杭愛山以東），統管漠北鐵勒諸部的都督府州；並於漠南地區設單于都護府（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以北），統轄漠南突厥諸部的都督府州。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後突厥興起後，唐朝勢力退出漠北地區。 [158]
唐滅東突厥之後，西域的伊吾七城降唐，唐於其地置西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以後又據有西域的多處地區，先後置龜茲（今庫車）、于闐（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碎葉（在今吉爾吉斯北部）四鎮，並將西域都護府移至龜茲，稱為安西四鎮。唐朝攻滅西突厥後，在東起阿爾泰山、西至鹹海的西突厥舊地設數十個羈縻府州。在中亞，唐朝的勢力還進入阿姆河流域。天寶十載（751年），唐軍兵敗怛羅斯之戰，唐朝的勢力退至蔥嶺以東地區。 [158]
在東北部，唐朝攻滅高麗（即高句麗），於平壤設安東都護府，下轄一些羈縻府州，轄境包括今烏蘇里江以東及黑龍江下游，南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後因統治不穩，唐朝將安東都護府移至遼東（今遼寧遼陽）。天寶以後唐朝廢除安東都護府，放棄了遼東地區。 [158]
在西南部，唐朝招降西南各族，在今川西南與滇東北一帶，先後置南寧州都督府（治今雲南曲靖）、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賓）及姚州都督府（治今雲南姚安），疆域一度擴至今緬甸東北部。但吐蕃、南詔相繼崛起，使唐朝在西南的統治不穩，最終以天寶初年後南詔永久性佔領姚州都督府治地告終。 [158]
唐朝在今越南北部設安南都護府（治今越南河內）。 [158]後在都護府基礎上置靜海軍，由節度使兼領都護。終唐一代不廢。
總之，在唐高宗龍朔（661年－663年）年間，唐朝疆域達到極盛：東起朝鮮半島，西達鹹海以及呼羅珊地區（唐在中亞有羈縻州安息州），北包貝加爾湖至葉尼塞河下流一帶（唐在極北處有羈縻州玄闕州），南抵越南順化一帶 [48]。有學者根據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98]，推算唐朝在總章二年（669年）的疆域面積應為1076萬km2左右 [216]。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唐朝版圖，取自《中國大百科全書》 [148]
後期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前期所置的羈縻府州逐漸喪失，周邊的邊疆王朝與邊疆政權的疆域也不斷擴大。為平定接連發生的叛亂，唐朝將防守吐蕃的軍隊東調平叛，西面邊防空虛。吐蕃乘機向東面和北面擴展，先後奪取唐朝的川西北、甘東南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又佔據北庭、安西地區。吐蕃對唐朝在西部、西北部的統治形成嚴重威脅 [158]。晚唐時，沙州人張議潮起兵收復河隴地區，重新打通絲綢之路 [169]。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朝版圖，取自《中國大百科全書》 [148]
行政區劃
主詞條：唐朝都城、唐朝行政區劃
唐朝建立後，定都西京長安（今陝西西安），同時以洛陽（今河南洛陽東）為東都，通稱“二京”。 [209]
安史之亂前，唐代地方分州、縣兩級 [177]。此外，唐朝開創了中國行政區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這些道沒有實際的權力。唐代城市等級主要是總管府、都督府、節度使等，府以下為州、縣。貞觀十四年（640年），全國共設三百六十州（府），下轄一千五百五十七縣。開元年間又將山南、江南各分東西，並增置京畿、都畿、黔中三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設州、府，州、府下設縣，據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戶部的統計，全國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縣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49-50] [177] [209]
唐朝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很多，為有效管理突厥、回鶻、鐵勒、室韋、契丹、靺鞨等各民族，分別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以及大量隸屬於六大都護府的都督府和羈縻州。
關內道京畿道
關內道北部（安北、單于都護府）
河南道
河東道
河北道南部
河北道北部
山南東道
淮南道
江南東道
江南西道
黔中道
隴右道東部
隴右道東部（安西都護府）
劍南道北部
劍南道南部
嶺南道東部
桂州容州附近
嶺南道西部
（區劃圖冊參考資料 [98]）
政治
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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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
主詞條：唐朝官制
唐代青銅文官俑 [178]
唐朝官制基本承襲隋制而又有所發展。中央機構由政事堂（後改中書門下）、臺省、卿監、南北衙衛軍（見“軍事”目錄）及東宮官屬幾個部分組成：
政事堂，唐初設於門下省，為宰相議事之所。唐初宰相由兩類人構成，一是三省長官，一是他官加“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銜者。宰相上午在政事堂議事，下午回本署辦公。軍國大政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黜陟，均由政事堂公議商定，然後奏請皇帝批准。高宗時，政事堂徙於中書省。尚書省長官無加銜的反而不是宰相。開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下設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分曹辦事，從議事所變為辦公處。從此，中書門下正式成為宰相的辦事機構，使決策、行政一體化 [194]。唐後期宰相的名號基本是“同平章事”。 [176]
臺省指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和御史臺。三省仍然是正式機構。尚書省是最高政務機構，負責執行經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核，最後皇帝批准的各項詔令。長官是尚書令，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任此職，此後臣下不敢居此職，遂以左右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尚書省有一個總機關，叫都省。都省中設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和兵、刑、工右三部。左右僕射位高而不常任事，實際負責人是左右丞。六部長官為尚書、侍郎。每部下分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等員。中書省是由隋朝內史省改置。主管制令。長官是中書令。副長官是中書侍郎。具體負責起草詔敕的是中書舍人。門下省長官為侍中，副長官為門下侍郎。具體負責文書審議的是給事中。中書、門下兩省關係最密。又分設左右散騎常侍、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均為諫官。此外，在中書省還有起居舍人，門下省還有起居郎，專門負責記錄皇帝言行。 [176]
唐朝不僅在諫官的組織方面進一步完善，而且在實際運行中也有特色，特別是唐太宗時，以魏徵為代表的大臣的出現，使諫官職能發揮得比較充分。御史臺是最高監察機構，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為長官（大夫不常設置，中丞往往是實際上的長官），主要掌糾察百官和監督府庫出納，為“天子耳目”。御史臺內部分臺、殿、察三院，分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合稱三院御史。三院御史共司監察，各有側重，反映出唐朝監察體制比前代更加完備。 [176]中央的司法機構有：大理寺（最高審判機構）、刑部（司法行政機構）、御史臺（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即後世“三法司”的前身。 [209]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貫徹執行的事務機構統稱“九寺五監”。 [209]卿監指九寺、五監及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九寺名稱與隋朝相同。五監指國子、少府、將作、都水、軍器五監。九寺長官稱卿，次官稱少卿。五監中有三監長官稱監。秘書省長官也稱監。所以，這類機構統稱卿監。
東宮官與隋朝相仿。除設太子三太、三少外，還有太子賓客。又置詹事府、左右春坊。 [176]
唐朝官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在一般職官系統之外，另有使職差遣（臨時派某官辦某事，事畢輒罷）。以他官行宰相職事的同平章事就具有這種性質。中央重要的使職還有翰林學士和宦官四貴（左右中尉和二樞密使）。 [176]
到了唐後期，中樞機構和行政事務兩方面都出現了變革。在提升皇權和追求行政效率的過程中，“中書門下”與“使職差遣”的作用日益增大；原有機構與新設實際辦事機構並行；“官”與“職”分離。這些變化直接影響了五代和北宋的政治制度。 [189]
李積
房玄齡
魏徵
尉遲恭
程知節
秦叔寶
虞世南
孔穎達
明《唐宋名臣半身像冊》中的長孫無忌
褚遂良
薛仁貴
狄仁傑
姚崇
宋璟
張九齡
郭子儀
李光弼
顏真卿
張巡
李白
杜甫
韓愈
陸贄
裴度
白居易
李德裕
選制
主詞條：科舉制度
唐朝的科舉有制舉和常科。制舉為選拔特殊人才，由皇帝召試，科目繁多，不常設。常科有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其中秀才應舉者少，明法、明書、明算招考的是法律、書法、算數等專門人才，在常科中都不重要，而明經、進士則是常科乃至科舉制中最主要的科目。明經科每年取百人左右，要多於進士科所取的三十人，但考試難度及社會地位均低於進士科，以致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189]
雁塔進士題名墨跡 [144]
參加考試的人有兩種：出自各類學校的稱“生徒”，學成直接參加尚書省禮部試；未入學的稱“鄉貢”，需先參加州縣考試合格後，再參加尚書省禮部試。明經科考試主要是“帖經”，考的是背誦經典的能力，相對比較簡單。進士科考試科目從唐初到玄宗不斷變化，最後固定為三場：帖經、雜文（主要是詩賦）、對策。考試科目的變化與政治形勢、文化風尚，以及統治者的好惡均有關係。 [189]
常科及第，只獲得出身即入官資格，要想獲得官職，還必須參加吏部舉辦的“銓選”。銓選的標準有四：身（體貌）、言（言辭）、書（書法）、判（判語），其中的“判”是官員必備的處事能力。完整意義上的官員選舉制度，包括獲得入官資格的“舉”和取得官職的“選”。明經出身，成為中下級官吏的較多；進士出身，則有更多的機會出任高級官吏。唐憲宗以後，進士出身的在宰相中已經佔有絕對優勢。到唐末，進士科出身者被稱為“衣冠戶”，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是宋代“官戶”的前身。 [189]
唐朝的科舉制雖已確立，但仍不完善，具體表現為：
1.
取人不多。在前期與門蔭入仕、胥吏入仕諸途徑並存，在仕途中尚不佔主要地位； [189]
2.
仍有“薦舉”殘餘。即考試錄取時，除成績外，應舉者的聲譽和各方面的推薦對主考官有很大影響、於是舉子為得到名人推薦，到處請託關係，趨附奔競； [189]
3.
及第後不能及時和保證得官。許多明經進士終身沒有官職，造成入仕成本過高，浪費人才。 [189]
儘管如此，科舉制的確立還是起到了抑制門閥、選拔寒庶的作用，是唐朝興盛的人事保證。它所具有的不問出身背景、公平競爭的特色也被後世繼承和發展。科舉制總結了歷代選官制度的經驗教訓，創設了一套更為完善的人才選拔機制，極大地擴展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普遍推行的選官制度，直至清代晚期。 [189]
律令
立法形式
主詞條：律令格式
唐朝明確規定國家的正式法律形式為律、令、格、式四種。《唐六典·刑部》中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律即是刑事法典（包括了部分訴訟程序）；令是積極性的、正面性指導人們行為的法規，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制度；格是以禁止性規範為主體的單行法規；式是國家行政事務的具體操作程序、公文的格式。唐代幾次大規模的立法活動都是同時修訂律、令、格、式，說明這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 [160]
除了律、令、格、式四種法律體系外，唐朝還曾編制稱之為“六典”的典章彙編。唐末又曾將律、令、格、式以及有關的制敕以刑事法律為主體，彙編為“刑律統類”。 [160]
立法活動
主詞條：唐律
《唐律疏議》殘片 [143]
唐律根據隋《開皇律》修撰而來。唐高祖時令劉文靜、蕭瑀和殷開山等人制訂《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和房玄齡等人釐改《武德律》為《貞觀律》。唐高宗永徽年間對唐律進行了修訂，形成《永徽律》，並進行全面註釋，寫成《律疏》。傳世的《唐律疏議》，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一般認為即《永徽律疏》 [143]。之後，玄宗朝又有《開元律》等。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 [161]，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成為中華法系後世法典的藍本。它對亞洲很多國家產生過顯著的影響。 [209]
唐朝法律將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了經濟基礎。貴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護，在與庶民觸犯同樣的法律下可減刑或免刑。 [51]
經濟
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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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詞條：唐朝經濟
人口
天寶時期人口分佈圖
因隋煬帝楊廣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亂導致全國人口銳減，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戶，李唐統一全國後戶口開始逐步恢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戶數恢復至304萬，人口達1235萬，又獲塞外歸附人口120餘萬 [54-56]。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國有戶380萬 [57]。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戶615萬，約3714萬人。 [58]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戶數，口數，為官方戶口統計的峰值 [59]。安史之亂後，因藩鎮割據及戶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戶口數不符合實際情況。據學者分析，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全國人口至少有4600萬到4700萬左右，晚唐人口峰值達6000萬左右。 [42] [60]
唐代戶口統計表
年份
戶數
口數
出處
隋末唐初
-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 [64]及《通典·卷第七》 [65]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639年）
據《舊唐書·地理志》諸州縣戶口統計而來 [138-141]
唐高宗永徽三年
（652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 [57]
武曌神龍元年
（705年）
《舊唐書·卷八十八》 [58]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
（726年）
《舊唐書·本紀第八》 [66]《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67]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732年）
《舊唐書·本紀第八》 [68]《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69]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
（740年）
《舊唐書·卷三十八》 [70] [138]
唐玄宗天寶元年
（742年）
《舊唐書·本紀第九》 [71]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
（754年）
1
2
3
1
2
3
數據1據《舊唐書·本紀第九》 [59]
數據2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 [72]
數據3據《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課與不課戶口分計數統計而成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755年）
《通典·食貨七》 [73]
唐肅宗至德元載
（756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 [74]《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 [75]
唐肅宗乾元三年
（760年）
《通典·食貨七》 [76]
唐代宗廣德二年
（764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 [77]
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 [78]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820年）
《舊唐書·本紀第十六》 [79]
唐文宗開成四年
（839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 [80]
唐武宗會昌五年
（844年）
-
《新唐書·卷五十二》 [81]
現代學者們普遍認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現於天寶十三載至十四載間（754年－755年），因學者考慮到佃農、隱戶、奴僕、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納入戶口統計的人而對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 [61]。唐朝史學家杜佑認為天寶年間戶口峰值為1300至1400萬戶；現代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總人口數約為6300萬 [63]；施建中認為，天寶年間唐朝總人口約有6000至7000萬人 [195]；凍國棟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戶數大約為1430至1540萬戶，對應人口7475至8050萬人 [62]；王育民認為天寶年間的人口峰值約為8050萬 [4]；葛劍雄認為天寶十四載（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約在8000至9000萬之間；陳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萬人；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更認為唐朝人口最高峰時約有2000萬戶，人口總數達1.4億人 [60]。
賦稅
唐初，徵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本，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繳納同等數量的絹粟。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農大量存在，並且都佔有一定數量土地的基礎上的一種賦稅制度。自高宗以後，土地兼併日益發展，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成為地主的佃戶。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戶部按舊籍征斂租庸調，地方政府則把虛掛丁戶的租庸調均攤到沒有逃亡的貧苦農民身上，導致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無法繼續下去。 [197]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改革稅制，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收稅，將徵收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徵收金錢為主，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 [133]。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干預或少干預的原則。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 [134]
農業
唐朝前期
唐朝前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設施，中央有水部郎中、都水監，地方也有專門的官員；國家還制定“水部式”，作為專門的水利管理法規。唐代的水利工程70%興築於前期：武德年間在同州（今陝西大荔）開渠，自龍門（今山西、陝西間黃河之龍門）引黃河水溉田，受益地達6000餘頃。貞觀年間江都（今江蘇揚州）境內修雷塘及新築勾城塘，可引渠溉田800頃。武則天執政時在營丘（今山東昌樂東南）東北所開的竇公渠，曲折30裡，受益之田亦為數可觀。唐玄宗統治時在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三河（今河北三河東）、彭山（今屬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興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數千畝。 [52]
曲轅犁
隨著水利事業的發展，灌溉技術也有所提高，農民不僅用傳統的轆轉和桔棒汲水，而且製成水車、筒車，用以灌溉地勢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還使用立井水車溉田。農業工具的改進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據各地發現的牛耕圖，唐代前期已經把過去使用的直轅犁改造成曲轅犁，這種新式犁使用起來便於轉彎。 [211]
耕作技術的進步與灌溉事業的發展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211]。到天寶年間，唐朝的達到850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749年），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鬥僅13文，青州、齊州每鬥僅5文。 [52]
中晚唐以後
中晚唐以後，北方社會生產遭到破壞，人口不斷南流。由於人口南遷，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如句容復置的廢塘絳巖湖，洪州、常州、湖州、明州及越州等地也興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經濟成就遠比北方顯著（參見詞條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 [132-133]。 [52] [220]
元·趙原《陸羽烹茶圖》（局部），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此時，水稻種植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已採用插秧移植的技術。隨著稻麥複種制的開始推廣，畝產量有明顯的提高。而植茶的發展對南方經濟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義。唐代名茶達二十餘種之多，遍產於長江上下游很多州縣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門等地經背茶業的人很多。私營茶園或僱農民採摘，或出佃收茶租。官茶園則徵發茶農從事生產。唐代後期茶葉不但販運於全國各地，而且也是輸往少數族地區和國外的主要商品。 [220]製茶業的發展推動了茶文化的繁盛。唐中後期的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陸羽精於茶道，著有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將普通茶事昇華為一種文化，飲茶之風廣泛流行開來。陸羽對中國茶業和世界茶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仙”。 [144] [175]
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較前代有很大的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 [42]
經營形態
唐代主要商業都會及手工業分佈示意圖 [145]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私營和家庭三種形態：
1.
官營手工業作坊規模最大，分工最細，分屬於少府監、將作監和軍器監三個部門。盛唐時期僅少府監使用的輪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二萬人，屬將作監役使的輪番服役的工匠亦達一萬五千人。此外，在全國很多地方還設有冶監，專門掌管礦冶事業。官府手工業役使的勞動者有工匠、番戶、雜戶、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為主。工匠、番戶、雜戶每年到官營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個月，有的輪流服役兩個半月或三個月，服役者自備口糧。有的工匠長期留用，稱作“長上匠”，官府另給報酬。有的官營作坊則部分地和僱勞力，每日給酬絹三尺，被僱者稱“和僱匠”，有的稱“明資巧兒”或“巧兒”。各種勞動者都對官府有人身依附關係。官府手工業的產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軍隊消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鬥爭的不斷爆發，納資代役與和僱等方式逐漸增加，人身依附趨向緩和。 [211]
2.
私營手工業作坊均從事商品生產，業主或主人均有技藝，稱師、長老或都料，他們除依靠家庭成員勞動外，也僱用有技藝的工匠。個別的私營作坊規模相當可觀，但一般的作坊規模都很小，仍從事個體經營。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種工匠，有很多就是私營作坊的勞動者。 [211]
3.
男耕女織的個體農戶也生產手工業品，主要是絲、麻織物。雖然這種家庭手工業在農民經濟中僅處於副業地位，但由於全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民，所以此類產品的總和在社會經濟中佔有相當比重。農民的手工業產品除供自己消費外，也用於繳納課調，只有一小部分當作商品出賣。 [211]
生產技術的進步
主詞條：唐代瓷器
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在紡織業、陶瓷業和金屬製造業等部門表現得最為突出。 [211]
紡織業主要從事絲、麻紡織，遍於全國各地。最重要的產區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劍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區亦盛產蠶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遜。上等絲織品稱綾、羅；絹和絁是一般水平的產品，但產量較多。據記載，開元時的絹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絹多產於河南道，上等布多產於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絹質量最高，屬第一等。鄭州、汴州（今河南開封）的絹列第二等。唐代絲織品色彩絢麗、圖案新穎，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風格和手法。印染技術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蠟纈法在唐代使用得更為廣泛，唐代還先後出現了夾纈法和絞纈法等新技術。 [211]唐代晚期，南方種桑養蠶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使所貢絲織品的質量越來越高，數量越來越多。其中淮南、吳越、宣州等地的產品尤為名貴。
唐代陶瓷部分作品(6張)
陶瓷製造技術也有顯著進步。越窯的青瓷色澤青翠，被稱讚為“似冰似玉”；邢窯的白瓷“似銀似雪”，質量很高。而江西景德鎮的瓷器製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譽。此外，以黃、綠、青三色釉陶製作成馬、駱駝、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動活潑，色彩鮮麗，反映施釉技術有了新的提高，是這時期陶瓷生產的特色 [137]。唐三彩不僅在遼宋金元明繼續發展，而且還傳播到東北亞地區，衍生出“新羅三彩”“奈良三彩” [135]。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現，為後代彩瓷的產生開闢了道路 [211]。晚唐以後，瓷器的造型種類比前期明顯增加，施釉技術有所提高，裝飾手法亦有改進。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銀器 [220]。
（陶瓷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136]）
金屬鑄造技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發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270件，經鑑定可知，當時已出現手搖足踩的金屬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純度很高的白銀。銅器製造分佈於揚州、幷州、越州及桂州（今廣西桂林）等地，尤以揚州所產的“方丈鏡”“江心鏡”最為馳名。 [211]
造紙業在唐代後期有長足的進展，著名產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華）、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饒）等地均盛產藤紙，韶州（今廣東韶關西南）用竹造紙，開闢了以後竹紙發展的道路。蜀人造紙還特重染色，能製成著名的“十色箋”。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陽）善制漆器，稱為“襄樣”，亦為南方重要的手工藝品。 [220]
商業
唐朝商業比前朝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 [42]
貨幣
開元通寶
唐朝時，絹帛雖然繼續當作輔幣使用，但鑄錢大量通行。唐初出臺了自己的鑄幣政策體系，開始鑄造輕重適中的“開元通寶”錢，以後廣為流佈。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體系。 [53] [211]
唐朝政府不斷出臺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兩稅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 [181]
隨著商業的發展，唐後期已普遍出現了供商人貯存和批發貨物的邸店，以及承辦商人貨款的櫃坊。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此外，唐後期還出現了一種信用券，稱為“便換”，亦稱“飛錢”。商旅只要付錢給各道設在京師的有關機構和商號，取得半聯憑券，回到本道後就可以持券取款。飛錢的出現對於遠途到京師做買賣的商人提供了貿易上的便利。這些都與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137]由於域外通商的發達，胡商遍佈各大都會、名城。 [211]這些都說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
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由於人口增加，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十分繁榮，城市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首先，城市數量增加，分佈廣泛，尤其是南方城市發展很快。西域、東北地區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其次，城市人口總量有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認為，隋唐時期城市人口總數達到了中國農業時代的一個高峰，“遠遠高於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現了一批大城市，甚至還有人口達百萬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數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長安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為重要。東都洛陽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僅次於西京長安 [196]。長安既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長安城周長七十餘里，人口約一百萬，全城由宮城、皇城、外郭城組成。全城佈局整齊，道路寬闊，樹木成蔭。城中有東西兩市，是全國最繁華的商業區。通過絲綢之路，各國商人們還通過長安把百貨運銷到中亞、西亞等地 [137]。唐代後期，坊市隔限的制度開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長安、汴州及揚州等地都出現了夜市，千燈照雲，商客紛紛，一派繁盛景象 [220]。
唐代交通的發達，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出於行政、軍事的需要，驛傳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當時每30裡置1驛，全國共有陸驛1297所，水驛260所，水陸相兼的驛86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驛路通往全國大多數地區。以陸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陝西鳳翔），東到宋州、汴州，有寬闊驛道，沿途都有客店供應商旅食宿，並出租車驢，供給商旅乘騎和運輸。再由此出行、南往荊襄、北達太原，東北至范陽，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涼，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遠路，不必自備行李食糧，也不用擔心盜匪打劫。至於由官府設置的水陸驛館，全國計有一千六百餘所，驛館寬大明敞，配備有驛丁，免費供應酒食住宿、還提供馬匹、船隻，供官吏乘坐和傳遞政府的文書之用。 [137]水路上洪舸鉅艦，千舟萬艘，交貿往還，十分繁忙。 [211]
此外，水運和海上交通也很發達。沿運河交通點的許多地方發展成為繁盛的集鎮，其中地處運河與長江會合點上的揚州是東南水陸交通的樞紐，商業最為繁盛，是南北百貨薈聚的大商業都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集散地。東與日本、朝鮮，南與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進行著大宗的貿易。成都是西南一帶的重要商業城市，與揚州處於相等的地位，時稱“揚一益二” [220]。南方的廣州，更是進行海外貿易的大都會，每年經常有許多外國商船來此。大曆五年（770年）前後，進出口船隻，高達四千餘艘。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這裡設置市舶司，商船進口，要徵收停泊稅和收購政府所需的貨物，然後才聽憑與商人貿易。由於國際商人來往很多，有的且長期居留，政府特地設置“番坊”進行管理。 [137]
唐代對外貿易繁榮，交流密切。除傳統的北方絲路以外，還有草原絲路、青海絲路（唐蕃古道）、西南絲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分為南海絲路和東海絲路）。 [146]
文化
播報
編輯
主詞條：唐朝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內容，恢弘的氣勢，雍容的風度，昂揚向上、堅定執著的進取精神，生動自然、兼容幷蓄的開放性格，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豔麗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獨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經濟的繁榮、國勢的昌盛、國內交通的發達和中外交往的頻繁，不僅給唐代文化發展提供了堅實豐厚的物質基礎和開放寬鬆的創造環境，而且大大拓寬了人們的眼界，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並激勵人們去創造無愧於時代的新文化。 [164]
文學
詩（附詞）
主詞條：唐詩
唐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詩歌。僅《全唐詩》就收有二千三百餘人的近五萬首詩篇，其內容豐富體裁多樣、作者眾多。 [198]
唐詩的發展階段一般被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82]。唐初以陳子昂和“初唐四傑”等人為代表；盛唐有高適、岑參的邊塞詩，王維、孟浩然的田園詩，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詩氣魄宏大、豪邁奔放，號稱“詩仙”；杜甫的詩雄渾凝練、格調嚴謹，其人號稱“詩聖”，詩作被贊為“詩史”；中唐有“大曆十才子”，之後白居易改革詩歌，採平易語言，多敘事成分，開創“元和體”，影響最大。其他著名詩人還有元稹、韓愈、孟郊、劉禹錫、李賀、杜牧、李商隱等。 [198]
唐朝後期，出現了與音樂搭配、句式長短不等的“詞”。詞一開始就具有抒情和豔麗傾向。 [198]
“詩聖”杜甫
“詩仙”李白
白居易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韓愈像，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王勃
駱賓王
楊炯
盧照齡
柳宗元畫像，清人繪
王維彩像（清李瀛繪）
韋應物半身像，取自《吳郡名賢圖傳贊》
孟浩然
李賀
李商隱
溫庭筠像，取自《古聖賢像傳略》
文
唐代文學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學創作的發展，其表現是“古文運動”，主要發動者和參加者是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反對駢文，主張改革文風和語言，以散行單句作文，貫徹“文以載道”思想。其中韓愈的散文氣勢豪壯、論理清晰、簡潔生動，對後世影響很大。 [198]
小說
唐代是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型期，創作高峰在中唐。因為是文人“徵異話奇”後“錄而傳之”，所以這種小說也稱為“傳奇”。唐傳奇主要有三類：神怪故事、戀愛故事、俠義故事，它主要是滿足市民階層的需要而發展。代表性作品有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陳鴻的《長恨歌傳》，李朝威的《柳毅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等 [173]。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奠定了後代小說文學發展的基礎。 [198]
由於佛教流行，寺院盛行以說唱方式宣講佛經故事乃至歷史故事，其底本稱“變文”，還有“講經文”等。這一文學形式因近代敦煌文書的發現而為人所知。代表性作品有《目連變文》《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秋胡變文》等。變文對後世民間講唱文學有重要影響。 [174] [198]
戲劇
唐朝開始有了“戲劇”一詞，唐朝的戲劇主要是“全能戲”“歌舞戲”“參軍戲”“傀儡戲”，唐朝的戲劇受到西域戲劇的影響，也吸收了古印度梵劇的營養，形成了唐朝戲劇，並且傳播到朝鮮半島、古日本等。 [223]
西域戲劇，主要是龜茲戲劇，龜茲本地樂器“篳篥”是主奏樂器，他們改良了源於西亞的“豎箜篌”和“曲項琵琶”，唐朝時期傳入中土並且風行各地，遠播至日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西域戲劇裡常用的道具“披帛綵帶、纓絡花繩”也被唐朝戲劇採用。 [222]
美術
繪畫
主詞條：隋唐繪畫
唐代的繪畫藝術吸收西域“暈染法”，在各類題材上都有發展：宗教畫仍然較多，有“畫聖”之稱的著名畫家吳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宗教壁畫三百餘壁，形成“吳帶當風”的獨特風格；人物、動物畫具有很高藝術水平，閻立本畫帝王像，張萱、周昉畫貴族婦女都很傳神，代表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韓幹畫馬也能曲盡精妙；山水畫突破“人大於山”的侷限。形成李思訓父子的青綠山水和王維的水墨山水畫，後者奠定了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畫基礎。近代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室壁畫是反映當時繪畫水平的寶貴資料 [83] [198]。此外，韓滉的《五牛圖》是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
周昉《簪花仕女圖》
韓幹《照夜白圖》
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宋摹本）
張萱《搗練圖》（宋摹本）
韓滉《五牛圖》
閻立本《步輦圖》（被認為是宋朝摹本）
吳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
（繪畫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106]）
壁畫、雕塑
唐代壁畫事業特別發達，現存敦煌壁畫全部排列起來可長達25公里。以圖像形式闡明一些佛經思想內容的“經變畫”構圖複雜、富麗堂皇。 [198]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細膩生動。唐太宗陵前的石雕昭陵六駿，是聞名世界的石刻精品；龍門石窟盧舍那佛造像豐滿圓潤、莊嚴慈祥，高達17.4米，耳長即近2米；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軀，形象柔和生動；四川樂山大佛也令人讚歎。墓葬出土的各類陶俑三彩俑與石刻畫極大豐富了人們對隋唐雕刻藝術的認識。 [198]
颯露紫
青騅
拳毛騧
什伐赤
特勒驃
白蹄烏
書法
主詞條：唐代書法
唐朝書法
初唐書法多學王羲之，以虞世南水平最高，其楷書字體柔圓；歐陽詢吸收北方書法風格，楷書筆力嚴整，自成一體，名作有《九成宮醴泉銘》。二人與褚遂良、薛稷並稱“初唐四大家”。盛唐時筆意漸肥。顏真卿一掃“肥俗”之弊，筆法遒勁、方正渾厚，影響深遠。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廟碑》；晚唐書法名家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顏柳二人的書法被稱為“顏筋柳骨”，其風格影響後世，分別形成了“顏體”與“柳體”。此外懷素、張旭的草書也很有名。後世在敦煌發現的幾萬件經卷，多為“經生”抄錄；墓葬出土的幾下方墓誌出自眾多書手刻工。這些發現是隋唐書法水平及其普及的最好見證。 [198]
史學
唐以前，紀傳體正史多由私家修撰。從唐朝開始，朝廷設立史館，置史官專修史書，而以宰相總監 [198]。中國“二十四史”中有八種為唐人所修：《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則為李大師、李延壽父子所編著。這些史書雖還保存濃厚的世族家譜的形式，但對於3、4世紀之交到7世紀初約三百餘年間中國社會的複雜混亂的史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後代研究這一段歷史有了基本的線索 [180]。唐朝史官還負責修撰當代史的“國史”，曾先後遞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肅宗一百四十餘年的“國史”一百餘卷。這種官修史書制度為後世各朝所效法。 [198]
杜佑《通典》
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撰寫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對唐以前的史學作了全面總結。他在書中強調史學“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張據實“直書”，反對“掩惡”和“虛美”。書中討論了各種體裁史書的得失，以及編寫史書的方法。另外，他還提出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這些卓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影響。唐代後期的宰相杜佑則著有《通典》200卷，記錄歷代典章制度，開創了政書體通史的新體裁。他編此書的目的是從制度上總結歷史中的治亂經驗，以消除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弊端。杜佑認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將《食貨》作為《通典》首篇，這是很有見地的。在《通典》影響下，後世出現了《通志》《文獻通考》等政書體通史系列著作。 [198]
宗教
唐代是中國儒、佛、道“三教並立”過渡至“三教合一”的時期。 [230]
道教
中國的道教奉李耳為教主，唐朝皇室亦為李姓，故從唐初起統治者就規定道教地位居於佛教之先。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為突出，在他執政時道教勢力達到了最高峰，全國道觀總計1687所。當時道教有上清派、樓觀派、正一派、靈寶派等，各有不少經戒符篆傳世。這些派別在相互融合中推進了道教教義學說和儀軌制度的建立 [84]。當時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及張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黃白朮”，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喪生，練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騙術敗露而遭貶逐。有的道士講求符策、辟穀、導引之術，並以此受到統治者的寵遇。 [231]
佛教
西行的玄奘法師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在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到隋唐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唐太宗時，玄奘去天竺取經，帶回許多佛教經典，並譯成漢文。由於與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接觸，所以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獲得創造性的發展。十三宗派中的禪宗被認為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相標榜，而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禪宗特有的判教說。佛教心性論是唐代儒學發生變化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並對唐宋儒學發展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84]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