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測量者:無罪辯護 OR5-EP3:圍剿(10)(第2頁)
這本來應該是韓處安和陳永春兩個人的辯論,直到其中一方說服另一方為止。不巧,會議室中另一頭敬陪末座的其中一名參會人員突兀地介入了討論。這個貌不驚人的中年男子身穿一身和在場的文官、軍官都格格不入的青色制服,舉手投足間透著一股傲氣。
“這是什麼話?”他居高臨下地俯視著陳永春,也俯視著韓處安,“沒有意義?實在是笑話。沒有興亞會,沒有韓議長,東盟的公民們現在還像牲畜一樣被人驅使……你怎麼敢無視他的成就呢?”
“鍾社長,過去一年多的成就是韓議長和國家重建最高會議全體成員的功勞,而你並不是其中一員。”陳永春馬上轉移火力,並靈活地將自己和內閣排除在外,以免引起韓處安的不滿,“如果你對我剛才的觀點有異議,我建議你先去了解生活狀況的相對水平。”
除了內閣的部長和國家重建最高會議的東盟軍將領之外,還有一種人能夠列席會議,那就是被韓處安指定的特別行業代表。這是根據喬貝託·桑松所撰寫的綱領而進行管理東盟的嘗試,桑松提出從東盟各行各業選拔代表直接參加管理政務,同時要建立行會保障公民的權益。目前來看,嘗試進行得並不成功,因為在座的部長們根本不理解韓處安把這些身份不明的歪瓜裂棗以行業代表名義塞進例會的理由。
幾乎要發展成為論戰的爭論由於韓處安本人的打斷而停止了。他示意眾人停止討論未遂襲擊事件,轉而讓農業部部長李子應作關於新型農業發展預期規劃的報告。解決飢餓問題迫在眉睫,興亞會確保了城市生活用品正常供應的代價是讓農村處於飢餓之中,這進一步給自由南洋聯軍的活躍製造了生存空間。重新分配土地、發展新型農業,讓東盟的農民過上更好的生活,這是瓦解自由南洋聯軍的第一步。
上午的會議在部長們持續爭論的幾個小時中結束了,所有部長都認為重建東盟、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是完成一切事業的前提,這是他們所能達成的少數共識之一。除此之外,每個人都隱約感受到可能爆發的新一輪戰爭將成為制約計劃的主要原因,為此他們必須不惜代價阻止戰爭爆發。東盟的人口還在持續下降中,這一趨勢得不到緩解的話,日本人就要露出獠牙了。
中午12點,韓處安立即宣佈散會。急著填飽肚子的部長們紛紛離開了會議室,只有少數幾位堅持要和韓處安就某些問題進行明確表態的參會人員留了下來。
“……另外有一件事,在這裡提起好像不合適。”陳永春走到韓處安身旁,以彙報公務的語氣說著,“我們東盟的企業,確實在重建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公正地講,他們的問題也不少。”
“這我清楚。”儘管韓處安在整個上午的態度似乎是要和陳永春決裂,然而他此時此刻的態度中絲毫體現不出這一點,彷彿兩人之間從來沒有出現過關於東盟目前工作重點方向的爭執,“桑松和我說過,這些公司的權力百分之百地掌握在創始人及其家族的手中,缺乏一般社會僱員和職業經理人的參與,形成了事實上的獨立王國。私下互相借貸的現象也得不到控制,為此他們又不斷地開發新的金融理財陷阱誘騙公民。”
“這就好。”陳永春好像只是特地為了聽韓處安的這句話,“他們……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有很大的作用,可是他們缺乏制約。我知道您擔心東盟軍的重組,包括讓東盟軍全面退出商業領域,會使得某些原本受到我們控制的集團瘋狂膨脹……那麼在邁出下一步之前我們需要遏制他們。”
其他幾位部長也分別向韓處安提出了一些不方便在其他人面前說起的提案,希望韓處安能夠私下裡表態支持他們的想法。不過,韓處安既沒有明確反對也沒有明確支持,他戴上了一張沒有表情的面具,別人永遠只能揣測他的心思而不能指望他主動暴露出內心的真實想法。這樣的捉迷藏遊戲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會議室裡的其他部長都離開了,只剩下了身穿青色制服的鐘復明。
“我早說過他們是信不過的。”這身青色制服在他的身上投射出了一層異樣的氣場,使得比韓處安略矮一些的中年男子在氣勢上絲毫不輸於東盟的領袖,“他們所主張的一切都和我們的傳統不符……議長,美國人想把他們的那套東西輸出到全世界,結果帶來了持續將近百年的戰亂時代。如今叛軍……哦,我是說那群匪徒,居然還要在我們的土地上學那些早該被淘汰的渣滓,他們應該被徹底剷除。”
他深吸了一口氣,又恭敬地低下頭說道:
“你能及時改變態度、放棄談判的幻想,真是太明智了。”
“你搞錯了,我本來的打算就是將他們徹底消滅。”韓處安的雙眼直視前方,從這裡他能夠輕而易舉地看到新加坡的街景和如今早已成為了各種鬧市區的花園遺址,“亞洲復興的計劃需要長期地堅定地推行,除了我們興亞會,誰也做不到。做事要務實,誰不在乎公民的生活,誰就要被公民拋棄。公民不在乎自己的手裡有沒有選票,一個村長能夠用一頓飯騙走全村的選票,誰會指望這樣的公民能有行使權利的自覺呢。”
鍾復明滿意地點了點頭,他從韓處安的語氣中聽出了更大的野心,此時勸說韓處安採取更激進的計劃,正是時候。於是,他整理了自己的衣著,裝作和韓處安一同站在窗前看風景,滿不在乎地說道:
“我覺得還有另一個問題:有些群體天生就不適合做大事。只有我們才能擔負重建東盟的使命,讓我們的同胞掌握更多的權力,亞洲復興的理想就會更快地實現。”他按捺住內心的興奮,仍然保持著謹慎和警惕,以免韓處安產生不必要的聯想,“我們比他們更有血性,更聰明,更懂得怎麼在艱苦的時代中生存。出力最多的人就該擁有最多的權力,我們可不能讓那些劣等人享受由我們犧牲奉獻得來的成果。”